作者：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周震

　　中國共產黨歷來注重從嚴治黨，曾經多次集中開展過以整頓黨風為主要任務的工作或運動。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次年1月，中紀委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中紀委成立之后，迅速針對當時黨風建設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開展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極少數干部的素質與偉大的事業(yè)并不相稱，黨風建設方面存在不少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后，雖然我們黨也注意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但是隨著1957年之后路線、方針、政策的偏差，黨風建設工作出現了偏差。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各領域改革工作隨之啟動。但與此同時，受某些因素影響，極少數干部的素質與偉大的事業(yè)并不相稱，黨風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

　　一是干部特殊化問題比較突出。黨的干部永遠是勞動人民中的普通一員。但在改革開放初期，某些干部鉆黨紀國法不健全的空子，在住房、高校畢業(yè)生就業(yè)等方面搞特殊化，引起群眾不滿。除在住房、就業(yè)方面享受某些特權外，少數干部還以試看、試聽、試用為名，以廉價或根本不需要代價的方式取得在當時來說非常稀缺的商品。據南京市幾個工廠的統計，“近年來送中央部和省有關領導的電視機24臺，自行車14輛，手表2000多只。據反映，省經委、輕工業(yè)局的有些負責同志家里的‘試用’產品相當豐富，有的總計達數千元。”這在當時不僅嚴重破壞黨紀黨風，還給生產企業(yè)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二是外事活動中違規(guī)違紀現象嚴重。“文革”結束后，緊閉的國門逐步打開，不少干部得以出國考察。僅從1978年1月至11月底，經香港出國和去港考察的人員就達529批，共3213人。與此同時，不少外國友人和商人也來中國訪問和洽談商業(yè)項目。應當肯定，絕大多數出國、出境考察的干部和外事接待部門的干部能夠遵守外事紀律，自覺維護國家尊嚴，克己奉公，勤儉節(jié)約。但是，仍有極少數干部違反外事紀律。有的違規(guī)收取和索要外賓禮品，有的接待外方時鋪張浪費，有的強迫華僑華人捐獻。

　　三是干部大吃大喝現象有所抬頭。粉碎“四人幫”之后，國民經濟逐步從崩潰的邊緣恢復過來，但總體上看，整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都比較低。然而據新華社報道，1979年9月8日到26日，西安、蘭州兩市進行衛(wèi)生聯合檢查。他們搞形式，比闊氣，大吃大喝，鋪張浪費，游山玩水，到處參觀，干擾基層工作，引起群眾極大的不滿。群眾曾寫信給國務院和《人民日報》，要求停止這種勞民傷財的互相檢查。

　　改革開放初期黨風建設出現的上述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原因，也有歷史原因，還有經濟原因。

　　中紀委沒有走以前大搞政治運動的老路，而是開辟了一條新路，確立了新的原則

　　為切實恢復和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傳統和作風，中紀委采取各種措施，以消除不正之風。在這一過程中，中紀委沒有走以前大搞政治運動的老路，而是開辟了一條新路，確立了新的原則：預防為主，教育為主，先立法，后教育，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zhí)法必嚴，既堅決，又穩(wěn)妥地進行。

　　首先，從制度入手，加強制度建設。制度建設是根本的建設，是整頓黨風最根本和長遠的措施。中紀委在一年之內起草了諸多有影響的文件，如《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guī)定》等。其中，《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79年下發(fā)全黨討論，于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準則》特別提出了反對領導干部特殊化問題，并提出了反對搞特殊化的具體領域及懲辦措施。《準則》下發(fā)之后，不少領導干部對照《準則》，對他們利用職權安排子女、擴大住房、爭要小汽車等不良作風，作了自我批評。安徽有位市委副書記，已經68歲，參加《準則》學習活動之后，對自己要求更嚴，比如到合肥開會，來回都坐普通客車，即使外出治病，也坐公共汽車，不再像此前一樣輕易坐小汽車。

　　其次，發(fā)布通告或通報，有針對性地揭露有錯誤傾向的問題。1979年，中紀委多次就領導干部特殊化問題、華僑華人捐贈時遇到的困難等發(fā)布通告或通報。例如，中紀委于1979年7月3日發(fā)出了《關于不準干擾大學畢業(yè)生分配工作的通報》，對某些領導干部利用權力安排自己子女、親屬工作的行為進行了幾乎是實名通報，其嚴厲程度可想而知。由于中紀委在《通報》里點了某國家部委的名，該部在很短時間內即進行了整改。針對干部大吃大喝的情況，中紀委于8月31日發(fā)出了《關于嚴防干部侵占農村社員勞動所得用來大吃大喝、請客送禮的不正之風的通知》。各地紀委組織大都轉發(fā)了這一通知。據一些省、市、自治區(qū)部門反映，農村中此前的大吃大喝風得到了初步遏制，呈現“三少”態(tài)勢：干部下基層吃喝少了；請客送禮少了；干部到基層要的東西少了。

　　最后，表揚先進典型，樹立正確榜樣。中紀委在整頓黨風時，充分利用了樹立典型榜樣這一黨的優(yōu)良傳統。以七機部“華豐”工業(yè)公司計算機技術貿易考察團為例，他們一行13人，對英國、法國、荷蘭、丹麥四國進行了為期66天的考察，但是代表團的花費卻只有國家標準的61%，共節(jié)余15000多英鎊、24000多法郎、9000多荷蘭盾、27000多丹麥克朗。中紀委在表揚文章中對代表團如何節(jié)約外匯作了詳細說明，如住宿方面盡量住使館招待所或中等旅館；盡量節(jié)約伙食費；盡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經常在外事活動中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等。通過榜樣案例，讓廣大黨員干部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該向什么人學習。

　　中紀委在1979年所作出的許多制度規(guī)定和通告給我們以深深的啟示

　　黨風問題，歸根到底是處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階段，中紀委即以極大的熱情和勇氣對某些不正之風進行了糾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從而保證了改革開放事業(yè)的航向。

　　中紀委在1979年所作出的許多制度規(guī)定和通告，給我們以深深的啟示：一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依然是必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而且抓任務要久久為功，堅持不懈；二是要加強政治建設，并將制度建設貫穿始終，進一步嚴明黨的紀律，以扎緊制度的籠子來規(guī)范各級領導干部的作為；三是堅決落實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jiān)督責任，深化紀檢監(jiān)察體制改革，實現對所有公職人員的全天候監(jiān)督；四是進一步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從而使干部做到“不想腐”。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黨風政風為之好轉，但是中央對此有清醒的判斷，多次指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相較于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現在的黨中央、中央紀委及各級紀委懲治消極腐敗現象的手段更多，經驗更豐富，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