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部署。從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專題匯報，到今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并主持召開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5年來的精心布局、周密設計、科學指導、系統推進，無不貫通著全局性、根本性、長久性的戰略思維，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精湛運用。

　　從全局高度和更長遠考慮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全新局面。新時代改革開放是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背景下展開的，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基本著眼點，就是要轉變到如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上。京津冀人口加起來有1億多，土地面積有21.6萬平方公里，地緣相接、人緣相親，地域一體、文化一脈，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表現得十分明顯和集中。首都的強大“虹吸效應”加劇了“北京吃不完，天津吃不飽，河北吃不著”現象，北京卻患上了“大城市病”，呼吸不暢、消化不良、血脈不順。全面深化改革這一場攻堅戰先從首都及周邊地區來破局，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一盤大棋局先從京津冀協同發展來布局。

　　在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實現東部地區優化發展、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京津冀協同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用和功能。在2014年2月的專題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面向未來打造新的首都經濟圈、推進區域發展體制機制創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態、為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提供示范和樣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態文明建設有效路徑、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需要，是實現京津冀優勢互補、促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發展的需要，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在今年1月的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要從全局的高度和更長遠的考慮來認識和做好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可以說，新時代改革開放，面對的因素更加多樣、矛盾更加深刻、關系更加復雜，京津冀協同發展就是一個樣本。全面深化改革，在國家發展大局中需要提高戰略思維能力，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同樣也要把握全局、抓住根本、著眼長遠，將戰略思維貫穿于各個領域、各個層面。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精辟闡述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思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不能僅在現行的行政區劃內想招出招，必須自覺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納入京津冀和環渤海經濟區的戰略空間加以考量；不能再用傳統的“疏散”模式，而是要把解決好北京發展問題同天津、河北實現更好發展統籌謀劃，激活要素資源，京津冀發展目標同向、措施一體、作用互補、利益相連。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是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要把雄安新區建設成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京津冀城市群重要一極、高水平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發揮對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領示范帶動作用，促進雄安新區與北京、天津、石家莊、保定等城市合理分工、協同發展。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兩個新城，形成北京發展新的骨架、新的“兩翼”。

　　增強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自覺性、主動性、創造性

　　戰略思維就是在多種矛盾中把握主要矛盾、在矛盾兩方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的矛盾關系中掌握協調均衡的思維方式。京津冀協同發展，涉及諸多矛盾和關系，這就要求時時處處事事把協同作為基本準則、關鍵樞紐，在立足各自比較優勢、立足現代產業分工要求、立足區域優勢互補原則、立足合作共贏理念中求協同，在協同中優化區域分工和產業布局，統籌規劃資源要素空間，推動各種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在區域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

　　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互補互動。要從全國和區域的一體化看待和運作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幾大區域不是各自為戰、相互隔絕，而是新時代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機構成。京津冀同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雖然各有獨特定位和功能，但要在加強互補互動中促使發展要素更順暢有序地聚集優化。例如，建立雄安新區與北京市、天津市和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的常態化干部人才交流機制等。

　　京津冀協同發展效益輻射四方。京津冀協同發展，不僅是三省市內部之間的事情，不僅是三省市自己受益的問題，而是要放到更大的發展格局中來謀劃，用更寬廣的視野來推進。環渤海經濟區在我國發展大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京津冀協同發展實質上也是促進環渤海地區加快發展的龍頭。京津冀地區面向大海、背倚陸地，連接東北、華北，落一子而全盤活，可以帶動北方腹地發展。建設雄安新區，也是要打造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樣板。

　　京津冀實現共贏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建立在新發展理念基礎上，體現新時代共同發展、共贏發展、共享發展的發展思路，不是誰得誰失、誰進誰讓、誰賺誰賠的關系。京津冀相互融合、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基礎設施相聯相通、產業發展互補互促、資源要素對接對流、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生態環境聯防聯控，消除的是行政壁壘、資源分割、利益藩籬造成的低效率。

　　打好基礎與滾石上山緊密銜接。戰略思維既包括空間布局的戰略思維，也包括時間布局的戰略思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做好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過去的5年，京津冀協同發展總體上處于謀思路、打基礎、尋突破的階段，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進入到滾石上山、爬坡過坎、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需要下更大氣力推進工作。京津冀協同發展，從一開始就是在科學理性有序的框架內運行的，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堅持高質量高標準，避免了決策論證不夠、規劃方案不實導致的重大損失。

　　各個領域充分體現協同發展。比如，對不同企業一視同仁，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無論是本地企業還是北京企業，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只要符合新區產業發展規劃，都歡迎共同參與建設；“千年大計”從“千年秀林”開始，先植綠、后建城，將自然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優勢；等等。

　　構建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制度保障

　　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新時代改革開放的一個大布局。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思維，不僅要體現在戰略謀劃上，更要落實到戰略實施上，紙上談兵、坐而論道，不是真正的戰略思維。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穩扎穩打，勇于擔當，敢于創新，善作善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到京津冀考察調研，并多次主持召開相關會議，領導推進這項歷史性工程，下大氣力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體現了戰略謀劃與戰略實施的高度統一。

　　破除制約協同發展的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京津冀協同發展，在原有行政轄區的基礎上聯起來、通起來，需要形成一系列權力運行的新體制、利益分配的新規則、資源配置的新機制，這首先就要破除阻礙協同發展的行政壁壘以及背后的固化利益。這就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破除阻礙推進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市場一體化的制度性障礙，打破妨礙推動交通一體化的體制性羈絆。在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進程中，要下決心破除限制資本、技術、產權、人才、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以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以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經驗。

　　建立兼顧各方利益的內生動力機制。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涉及多地區多部門多人群的利益關系，觸及深層次矛盾。這種疏解需要雙向發力，既要向外疏解轉移，又要內部功能重組。雄安新區是外向發力，北京是內向調整，優化核心功能。如何讓疏解工作順利進行，能夠疏得順、解得好？既要有“引”的激勵優惠政策，又要有“逼”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要從“引”和“逼”兩個方面著手，盡快拿出一批看得見、摸得著、有干貨的政策，讓北京愿意放，河北、天津等地方也愿意接。以北京市級機關搬遷為契機，高質量推動北京城市副中心規劃建設，要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配置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功能，使工作、居住、休閑、交通、教育、醫療等有機銜接、便利快捷，提高副中心的承載力和吸引力，解決干部職工的后顧之憂。

　　構建協同發展的長效體制機制。前不久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這個初心”“構建有利于增強對優質北京非首都功能吸引力、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和未來發展方向的制度體系”“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轉化為推進雄安新區改革開放的強大動力和堅強保障”“推動各領域改革開放前沿政策措施和具有前瞻性的創新試點示范項目在雄安新區落地、先行先試”“系統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和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等等。認真貫徹《意見》的精神，對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效體制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將發揮對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領示范帶動作用，走出一條新時代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徑。（作者：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顏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