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彰 史蕊

　　無論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還是大力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打贏脫貧攻堅戰，關鍵就在于抓落實、求實效。因此，一個清晰的認識是：效果是硬道理，凡事都要講求效果，領導干部要樹立效果導向思維。

　　明確一個認識：效果是硬道理

　　效果是硬道理，是鄧小平的一個重要思想。在他那里，效果就是發展。他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應當體現在各方面的發展比資本主義更快更好，“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因此要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思想，在當時的中國真是振聾發聵，讓人耳目一新，激勵著我們從那時起始終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

　　效果是人的行為所要追求的目標，一切實踐活動，比如生產活動、科研活動、教學活動、醫療活動等，都要講效果。打一個比方，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而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因此，做任何事情，最終都要讓效果說話。比如，發展是為了什么？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老百姓能不能過上好日子，這是發展效果的最終體現。

　　因此，現在一直強調改革發展成果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特別是提出決不能把一個貧困人口帶入全面小康社會，不能到了時候一邊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另一邊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扶貧標準線以下。為此，我們積極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決心最大、規模最大、舉措最得力的反貧困行動，向貧困發起總攻，確保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即使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嚴峻的時刻，黨中央依然召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努力克服疫情影響，確保今年底高質量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認準一個前提：做正確的事才能有好效果

　　毫無疑問，凡事都要講求效果的“凡事”，是指“正確的事”，做事先要做對事。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在《有效的主管》一書中提到“以正確的方式做事”和“做正確的事”兩個命題，對我們很有啟發。我們當然要正確地做事，但更要做正確的事。正確地做事，是做事的方法或手段問題；做正確的事，是做事的方向或原則問題。顯然，做正確的事遠比正確地做事重要；如果做的事本身不正確，那么，做事的方式越正確，犯的錯誤就越大，效果也就越糟糕。

　　今天，對領導干部來說，做正確的事，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去做事，從實際出發去做事，做“三個有利于”的事；對個人來說，就是要做崗位職責要求做的事、對社會有利的事、高雅健康的事。只有在做正確的事的前提下，效果才是值得追求的。

　　在這里，我們進一步感受到，“亂作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沒有做正確的事。亂作為的原因很多，其中根本性的原因是背離了我們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原則。有鑒于此，黨中央反復強調謀事要實，就是要求我們從實際出發謀劃事業和工作，使點子、政策、方案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客觀規律、符合科學精神，不好高騖遠，不脫離實際，只有這樣才能做對事。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我們共產黨人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態度。我們過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實事求是。今天，我們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要不斷提高國家治理效能，還是要靠實事求是。實現好的效果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這一基礎和前提。

　　明白一個道理：效果還取決于正確地做事

　　當然，要達到一定效果，一定要把握時機，選準措施，講究方法等，這些都屬于正確地做事的范疇。

　　首先，即使是做正確的事，也要把握好時機。過于超前或過于滯后，再正確的事也不會收到好的效果。

　　其次，即使是做正確的事，也要選準措施。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措施是不是有效。措施配套不當，再正確的事也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比如，我們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采取什么樣的改革措施就十分重要；改善營商環境，就要出臺系列舉措等。這次抗擊疫情的戰斗很快見效，就在于封城、宅家、停工、對口馳援、建方艙醫院、加快應急物資生產供應等一套“組合拳”措施非常有力。互聯網時代催生了新的技術工具，使我們有了更快捷和更便利的措施或手段來獲取資訊、建設數字政府，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從而提高了各級政府的治理效能。

　　最后，即使是做正確的事，也要講究方法。有些事收不到好效果，不是事情不正確，而是方法不對頭。領導方法、管理方法、群眾工作方法、思想工作方法、決策和政策的實施方法等，永遠是領導干部必須講究的重大問題，萬萬不可疏忽大意。

　　我們強調方法，但對方法的選擇絕對不能越過道德和法律的底線。比如，損人利己的方法、坑蒙拐騙的方法、弄虛作假的方法、欺行霸市及倚強凌弱的方法等，都是不可采用的。我國古代就強調“五常”，即人人都必須具備五種最基本的品格和德性，也就是仁、義、禮、智、信，這直到今天仍然有其積極意義。現時代，科技推動經濟騰飛，市場更加開放，競爭環境更加透明、公正，自由選擇權更大。我們無論從事什么行業，在什么崗位，都要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把修身立德作為終身的必修課。這是一個人立足并獲得長久發展的基礎。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不擇手段，最終走不長遠而且也會傷害自己。尤其是對于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來說，方法科學與否，將直接影響國家治理的實際效能與黨和國家的形象，因而更需注重方法的選擇問題。

　　學會一種思維：效果導向思維

　　如果把以上所述歸結為一點，就是領導干部一定要學會一種思維，也就是效果導向思維。只重愿望，不重效果，只重過程，不重效果，只重形式，不重效果，最后事與愿違，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缺少的就是效果導向思維。

　　效果導向的對立面是形式導向——這是形式主義的思維方式。形式主義的要害是只重形式、不重內容，只求表面不顧實質，只圖虛名不求實效。從某種程度上說，效果是硬道理應成為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的本質特征和內在要求是：凡事都要講求效果，應把效果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搞任何沒有實際效果形式主義和表面文章，用實際效果作為評價工作成敗得失的尺子。比如，如果不考慮效果，用形式主義去抓經濟工作，經濟上不去；去防治污染，環境好不了；去對待民生，民生不可能改善；去解決社會治安問題，老百姓肯定沒有安全感。樹立起效果導向的思維方式，抓工作的動機、目標、思路、方法、效果等，立刻就會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同時，效果導向必然要求在工作和生活中堅持問題導向，因為影響效果的都是問題，包括內部問題或外部問題、關鍵問題或枝節問題、戰略問題或戰術問題、多個問題或單一問題、長遠問題或暫時問題等。只有發現問題才能找到效果不好的癥結，只有解決問題才能出現好的效果。問題是實踐的起點、創新的起點，當然也是追求效果的行動起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方面面成效突出，就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問題導向，扭住深層次矛盾和重點難點問題持續發力、精準發力。

　　效果導向似乎要求我們專注于結果，而不注重過程，但實際上，重視效果對過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要求明確目標，圍繞目標展開活動，同時還要求我們注重選擇恰當的措施和方法去實現目標。問題導向似乎要求我們重視過程，沒有強調效果，但重視過程就等于為效果提供了堅實的保證。因此，效果導向和問題導向是相輔相成的。以從嚴治黨、加大反腐力度為例，問題指向官員腐敗、官場風氣，目標是建設一支對黨忠誠、執政為民的干部隊伍，效果導向和問題導向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并有機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