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時代和實踐的要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最新實踐結合起來，圍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戰略思想和理論觀點，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創新，形成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進一步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書寫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

　　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實踐性，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實踐為對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戰略、發展理念、發展動力、發展路徑、發展政策。特別是根據新的時代特點和發展階段變化，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作為經濟工作方法論，形成了新常態、新理念、新戰略、新路徑、新政策、新方法的邏輯體系，為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變局和國內“三期疊加”帶來的錯綜復雜變化中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新局面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

　　一、對我國經濟發展作出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的重大判斷，揭示了增速換擋是新常態的外在表現形式，本質特征是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帶來的是我國經濟發展向更高階段邁進的戰略機遇。

　　新常態是對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的重大判斷。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世界經濟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劇收縮，造成我國出口下滑，工業生產大幅回落。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發展內在條件深刻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開始減少，人口撫養比逐步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趨于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在外部沖擊和內在條件變化的交互作用下，我國經濟增速從2007年的14.2%放緩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進一步回落到2016年的6.7%。

　　國際上各種唱衰中國的聲音泛起，國內各種悲觀情緒也多了起來。對我國經濟發展態勢怎么看？習近平同志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強調“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并要求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統一思想，增強信心，避免重大戰略誤判，構建了有效應對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的邏輯起點。

　　新常態是倒逼調結構轉方式的重大機遇。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主要經濟變量關系深刻調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面對新常態，是消極應對還是主動作為，將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經濟下行是挑戰，更是倒逼轉方式調結構的重大機遇”。實踐證明，近年來，正是按照新常態的大邏輯推進調結構轉方式，推動了我國經濟運行發生多方面積極變化，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工業品價格指數由負轉正，工業增加值增速止跌回升，企業利潤由降轉升，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6.9%，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需求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增強，2013年—2016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5%，2016年為64.6%，今年上半年達63.4%，穩居“三駕馬車”之首。產業結構調整加快，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占比首次突破50%，達到50.2%，2016年上升到51.6%，今年上半年提高到54.1%。傳統行業內部組織結構改善，水泥、造紙、挖掘機等行業前十名企業市場份額，較2012年分別提高31個、5.2個和17.2個百分點。創新驅動力明顯增強，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電動汽車等產業技術創新取得重大突破，平臺經濟、分享經濟、線上線下融合、跨境電商等新模式方興未艾。這些積極變化表明，只要保持戰略定力，努力使下行壓力轉化為調結構轉方式的動力，就能引領經濟發展實現新跨越。

　　推動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當前，全球經濟呈現溫和復蘇態勢，但國際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仍在持續，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逆向調整有可能引發全球資產重新配置和金融市場波動，美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仍可能帶來外部沖擊。我國經濟運行中仍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經濟提質增效的動力仍顯不足，企業效益改善在相當程度上由價格上升帶動，經濟結構失衡的矛盾仍然突出，新經濟新動能相對弱小，實現可持續中高速增長仍面臨挑戰。對經濟運行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要保持戰略定力，按照新常態的大邏輯，堅定不移推進調結構轉方式，推動經濟發展進入提質增效新階段。

　　二、新發展理念引領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深刻變革

　　新發展理念是在把握歷史發展脈絡和世界發展大勢、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來的，實現了發展理念的新飛躍，必將引領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深刻變革。

　　新發展理念引領新一輪思想解放。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從真理標準討論到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加入世貿組織到引領經濟全球化，每一次發展大跨越都是思想解放和理念創新的結果。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變化；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新發展理念放眼世界發展大勢，把握我國發展全局，推動我國適應發展潮流和大勢的理念變革，必將引領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深刻改變和重塑我國發展格局，為我國發展贏得更加光明的未來。

　　新發展理念開辟發展理論的新境界。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對發展內涵作了具有新時代特點的全方位拓展，明確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如何發展的五個維度，形成各有側重又相互支撐的邏輯體系。在發展動力上，要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發展布局上，要由不協調發展轉向協調發展；在發展形態上，要由自然環境為代價的發展轉向綠色發展；在發展空間上，要由單向開放轉向雙向開放；在發展目的上，要由片面追求經濟總量的發展轉向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的發展。新發展理念推動了發展理論的重大創新，必將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開創新局面。

　　新發展理念指明破解發展難題的新路徑。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有些過去行之有效的思維方式和工作套路，已經跟不上時代步伐，有些過去難以突破的難題，比如，片面追求GDP、拼資源拼投入、先污染后治理等必須破解。新發展理念把握發展速度變化、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的新特點，明確了破解發展難題的新路徑。更加突出發展的創新性，通過創新提升發展的科技和人力資本含量，大力培育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促進經濟發展從速度規模型向質量效率型轉換；更加突出發展的整體性、協調性，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更加突出發展的可持續性，堅定不移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之路，構建綠色產業體系和空間格局，建設美麗中國；更加突出發展的內外聯動性，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走出去并重、引資引技引智并舉，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更加突出發展的包容性、普惠性，推進共建共享，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指明了關系發展全局的發展思路、方向和著力點。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實現新平衡

　　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宏觀調控向何處去？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發展新動力。進入新常態，依靠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明顯收窄，如果再像過去那樣，主要采取擴大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辦法，不僅投資效率會繼續下降，債務杠桿會繼續攀升，還將增大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短暫回升后繼續下行的態勢。因此，必須將經濟工作的重心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從結構性改革上找出路、想辦法。這兩年的實踐證明，從“三去一降一補”著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需關系，加快了市場出清，對工業企業盈利改善起到重要支撐作用，對經濟企穩向好發揮了關鍵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實現新平衡。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表現形式雖有不同，但根源都是重大結構性失衡。為有效應對重大經濟結構性失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拓展新領域。針對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傳統產業盈利能力下降等問題，明確要求大力振興實體經濟，推動實體經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加快產品更新換代，提高產品質量和工藝水平，增強企業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針對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金融風險不斷聚集等問題，加強和改善金融監管，抑制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和穩定。針對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高房價和高庫存并存等問題，加快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為解決重大經濟結構性失衡，推動經濟重構新平衡開辟了光明前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改革不斷深化。習近平同志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根本的是要加強市場配置資源功能，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當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快建立企業退出機制，以處置僵尸企業為突破口，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建立市場化法治化退出通道，解決“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真正實現市場出清；加快形成產業升級機制，健全激勵創新的環境，嚴格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技術前沿拓展和技術擴散，以資產重組、資本整合、產業融合為路徑，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農業“接二連三”、傳統產業嫁接新技術新模式，真正實現產業升級換代。

　　四、穩中求進是新常態下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都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進一步將之上升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這對新常態下做好經濟工作有重大意義。

　　穩中求進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過去一個時期，由于急于改變落后的狀況，比較容易形成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盲目強調和夸大主觀能動性，不顧客觀條件，不尊重經濟規律，為此也付出了較大的成本和代價。歷史經驗一再表明，超越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急于求成，往往事倍功半，欲速而不達。進入發展新常態，面臨的內外條件更加復雜，必須堅持穩中求進的方法論，這里的“穩”，強調的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穩”；這里的“進”，強調的是“穩”基礎上的“進”，是科學有序的“進”。只有穩中求進，才能可持續地保持中高速增長，邁上中高端水平。

　　穩中求進要求把防控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但也應看到，在國內外各種復雜因素綜合影響下，金融風險集聚的壓力也在增大。過去幾年，我國股市、匯市、房市、債市都出現過波動，各類風險的傳導性也在增強，增大了風險管控的難度。穩中求進，要強化底線思維，保持清醒頭腦,冷靜客觀地分析和評估風險。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著力控制增量風險,積極處置存量風險,通過科學的風險處置,不斷提高金融業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穩中求進要更加注重引導市場預期。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對預期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特別是隨著改革深化和經濟市場化程度提高，市場主體對政策信號更加敏感。穩定市場預期，從根本上說在于堅持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國有企業、財稅、金融等基礎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用重大改革舉措落地，增強市場主體信心。與此同時，還要更加注重與市場主體溝通，提高政策透明度，增強引導預期的能力。（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