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9月14日電(記者 張尼)近年來，伴隨著中小學減負工作推進，不少地區的小學放學時間都提前到了三點半左右。然而，孩子放學早、家長下班晚，這樣的尷尬時差讓不少家長犯了難——請假不現實、放托管機構顧慮多，“三點半難題”究竟該如何破解？

　　三點半放學 家長遇接娃煩惱

　　“一到開學就頭疼，我和愛人都上班，下班時間是五六點，但孩子一般三四點放學，接孩子成了難題。”家住北京市海淀區的市民王先生說，每到開學，自己就開始為接娃的事情發愁。

　　王先生的兒子上四年級，之前一直是王先生的母親幫忙接送，但這兩年因為母親身體不好，只好改為自己和妻子接送。

　　“現在學校一周有三天有課后活動，放學時間比較晚，剩下的兩天我就和妻子輪換著，誰不忙就提前去接孩子。”王先生說，因為學校離家近，他和妻子計劃著等孩子上五六年級以后，就讓他自己上下學了，但是他自己心里還是有點擔心。

　　王先生的經歷也是很多年輕父母的真實生活寫照。而為了解決難題，不少老年人主動接過了接娃重任，66歲的申女士便是其中一員。

　　申女士家住海淀區，她的孫子今年上小學一年級，因為兒子兒媳都要工作，所以接送孩子的工作就交給了她。

　　“每天要在家和學校之間往返好幾個來回，一天光在路上要走將近一個小時。”申女士說，因為自己身體好，所以還能接受，但身體差一點的老人恐怕就有點吃不消了。

　　“去年兒子又要了二胎，請了個保姆在家里帶老二，我來送老大還能忙得開，等老二開始上幼兒園，就得接送兩個，要沒有保姆我一個人肯定忙不過來了。”申女士說。

　　市場需求催生托管熱

　　家長接孩子的難題也給校外的托管機構留下了商機，而這類機構的收費都價格不菲。

　　記者日前咨詢北京中關村地區的一家小學生托管機構了解到，在該機構托管一名小學生托管費用為每月1480元，而學生的用餐費則要另算，為每餐20元的收費標準。如此算下來，如果一名小學生每天在托管機構用一次晚餐，那么一個月的費用加起來就接近兩千元，對于不少家長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即便這樣，因為需求多，托管機構的托管名額也非常搶手。

　　“我們能接收的學生名額有限，所以一般八月中旬就開始報名了，到開學時剩下的名額就非常少了。”該機構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而對于這樣的托管機構，家長們也有著自己的顧慮。

　　“一個是要看價格收費是否能接受，另外，如果真的要送孩子去這樣的托管機構，我們肯定也要去考察一下資質，安全設施、老師的水平、飯菜質量等等，我們都比較關心。”王先生道出了自己的擔憂。

　　老師吐槽：組織課后活動很疲憊

　　今年上半年，教育部曾印發《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其中明確，要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后服務主渠道作用。廣大中小學校要結合實際積極作為，充分利用學校在管理、人員、場地、資源等方面的優勢，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后服務責任。

　　記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在內的很多地區小學校內都開展了課后拓展活動，然而在學校落實的過程中，也面臨不少現實難題。

　　在北京市朝陽區某小學擔任英語老師的林琳(化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學每周有三天會開展社團活動，但是因為學校內的教師資源有限，有些興趣活動需要外包聘請老師。

　　“學校也要加大經費投入，不僅需要支付外聘老師的課時費，同時還要向管班老師支付一定報酬。”林琳說。

　　“社團活動通常是打亂班級的，聘請的老師很難管理課堂紀律，所以每個班級都要配備一個管班老師，一到下課時孩子喜歡亂串班，所以管班老師必須要時刻緊繃神經，防止出現危險。”林琳告訴記者，自己每天七點多就要到校，平時的工作負荷已經很大，再加上課外活動工作安排，一天下來非常疲憊。

　　三點半放學，學生減負了嗎？

　　一方面是學校早早放學，另一方面學生的課業負擔卻沒有真正減輕，不少小學生在走出校門后又急匆匆趕往了校外補習班，今年上六年級的小丁就是其中一員。

　　“我現在除了周一和周日沒有補習班，剩下的時間都有課外班。”小丁告訴記者。

　　小丁所在的學校是北京市的一所重點小學，每周二和周五不到三點就會放學，但是他還有補習班要上。通常，小丁每次放學回家收拾下東西就要騎車趕往補習班，而班上不少同學都有類似情況。

　　“我們作為家長壓力很大，孩子同班同學有些人四五年級的時候就被重點中學點招走了，如果不能被點招走就只能參加電腦派位，挺焦慮的。”家住海淀區的朱先生在接受采訪時感慨。

　　朱先生也有個剛上六年級的女兒，因為擔心孩子被派到不好的中學，他很早就開始帶著孩子參加一些重點中學的點招考試。

　　“其實孩子在校內的作業很少，很快就能完成，但我們還給孩子報了三四個課外班，所以也不輕松。”朱先生說，只要孩子小升初的事情一天沒解決，他的心就得一直懸著。

　　難題究竟怎么破？

　　一方面是國家提倡減負，讓學生早放學，另一方面，學校和家長又面臨著種種落實難題，矛盾究竟當如何解決？

　　其實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地方政府出臺了相關政策來破解難題。

　　例如，北京、成都等地構建了以財政投入為主的經費保障機制，上海市公辦小學普遍向家庭看護確有困難的學生提供課后免費看護服務，青島等地“以學校家委會為主導、學校參與配合”，依托學校的場所和設備開展課后服務工作。

　　“解決‘三點半難題’還是要讓學校發揮積極作用，多開展豐富的課外活動，但是這就要求政策上有傾斜，著重給予老師補貼，提高老師的積極性。”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強調。

　　顧明遠分析稱，政府給予學校資金支持的同時，也應當讓學校有辦學自主權，“教育也要共享，要讓學校能夠充分挖掘、利用所有社會資源，甚至包括請有特長的家長參與課后活動，不能因為放學早就把孩子推到培訓機構去。”

　　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則認為，還應當讓學生有一部分自主活動的時間，而不是只過“上學——回家”兩點一線的生活，而缺失了與社會接觸的部分。

　　“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并不是只有學校有教育作用，社會也有，教育應當回歸到正常狀態，讓孩子自主參與社會活動，發現自己的興趣點。”儲朝暉說。

　　此外，儲朝暉強調，如果變相的小升初考試依然存在，那么孩子還是被捆綁在了考試和學習成績上，那么就很難真正做到減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