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國調查顯示，中國教師地位最高，最受學生尊敬。”日前，網媒披露的這一國際調查性結果，在網友中引起熱議，但不認同這一說法者大大超過認同者。一項網絡調查顯示，不認同者是認同者的6倍多。（10月9日《新華日報》）

　　中國教師“地位最高”的國際調查結論，在國內卻是截然相反的認同，這確實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高有高的理由，低有低的說法，教師地位的高與低，應當有一個橫向的比較與縱向的參照。不過，作為一種難以定量判斷的現象，教師地位的高與低都并不代表全部事實。

　　師者的地位在名義上是高的，“天地君親師”的排位之下，師者一向具有神圣的位置。“師者父母”不僅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信任與依賴，“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德傳承，使教師始終有著極高的精神價值。即便從物質層面來看，《教師法》明確規定，教師工資不得低于當地公務員工資。

　　如果再看到應試教育模式之下，師生之間的強弱身份差距，以及教師占據的主導和支配地位，就不難發現，中國教師“地位最高”并不是一個偽命題。現實中，老師與學生之間，往往是老師高高在上，而學生卻唯唯諾諾。而在更高層次的大學里，導師與學生之間，更具有某種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

　　但更應看到，在一個失衡的權利體系下，這樣的地位其實是極為脆弱的。隨著學生權利意識的提高，以及社會平等觀念的普及，建立在身份之上的優越性受到了挑戰。傳統如教師、醫生和科技人員之類的職業，正面臨著社會地位下降的風險。一系列的“殺師案”以及“教師被打事件”已經說明，傳統的身份倫理與價值結構，正經受著新的考驗。教師如何鞏固和提高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成了當前亟待解決的課題。

　　就事論事而言，如果站在自身的立場來說，“叫窮”與“示弱”就在所難免。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的黨政干部受訪者達45.1%；公司白領受訪者達57.8%；知識分子(主要為高校、科研、文化機構職員)受訪者達55.4%；而網絡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則高達七成。在一個普遍示弱的社會語境下，任何一項關系到群體利益的調查，都可能得出更具指向性的結論。如果說“中國教師地位最高”像一句國際笑話，那么網友調查的結論同樣未必可信。

　　作為社會職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教師已經“脫魅”而回歸于平常。其間既有普通如代課教師那樣的弱勢者，也有“最美教師”張麗莉那樣的榜樣者，也有“帶學生開房”那樣的墮落者。真實的情況是，每一個群體都在糾結地位的高與低，卻往往忽視了最重要的自身建設。要知道，權利與地位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靠表現獲得的。如果仍然沉迷于已有的認知和傳統的思維局限中，教師的地位必將真正面臨危機。

　　是要一個紙上的地位，還是爭取一個實際的地位；是看國際上的評價，還是盯著國內調查；是沉迷于傳統，還是著眼于未來；是從“地位最高”中看到優勢，還是從中真正找到問題，取決于看待問題的態度與立場。從這一點來說，與其在靜態的“地位最高”上糾結不堪，不如在動態的“自我提升”上勇往直前。(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