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環境保護法》修訂草案，新法實際上是一次對環保部門的擴權。比如，加大了對于環境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明確建立了“按日計罰”制度，上不封頂，可以罰得傾家蕩產；同時還建立了“黑名單”制度，在金融、信貸、證券等方面增加污染違法成本，并增加了“生態保護紅線”的相關規定。人大常委們投了贊成票，就是通過立法擴大了環保部門的權力，使環保部門真正成為一個讓污染企業敬畏的部門。

　　在這個以“放權和限權”為改革主旋律的時代，輿論也許反感對其他部門的擴權，但不會反對依照法律程序擴大環保部門的權力。深受霧霾之困的公眾明白，沒有一個強勢的環保法及強法撐腰的環保部門，就不會喝到干凈水，呼吸到清新空氣。

　　當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一部堅硬的環保法，不一定就會有強勢的環保部門。法律只是將權力寫在紙上，用起來才會實現立法意圖；條文不會自動運行，需要執行者在一起起個案中去激活它。立法者已經窮盡了最大努力修立了一部良法硬法，接下來就看環保部門的執行力了，千萬不能將這部法律糟塌成一部束之高閣的“豆腐法”和“花瓶法”。

　　也就是說，有這部法律撐腰，環保官員沒有任何理由再說“不敢”，“不敢”這個詞應該永遠從環保部門的辭典中消失。

　　一些環保官員時常認為自己身處“世界四大最尷尬的部門之一”，尷尬就在于，環境很糟糕，受到很多批評，自己卻很無奈，因為面對很多破壞環境的違法現象，環保部門很無力。不少環保官員都抱怨，權力與責任是對等的，可自身手中所掌握的權力，不足以承擔如此大的環保責任，無力為環境的惡化負責。環保官員得看無數人的眼色，市長的臉色，企業領導的臉色，相關部門的臉色。

　　這種自詡的“尷尬”下，“不敢”成為掛在一些環保官員嘴上的詞。某地曝出了一起嚴重的污染事件，環保官員被媒體追問時，習慣性的回應是，污染企業是當地的納稅大戶和龍頭企業，是領導的座上賓，我們“不敢”對其進行執法，怕影響地方GDP。有時面對企業公開排污，環保部門也處罰了，可污染企業要么不買賬，要么違法成本太低，不足以對其形成威懾。

　　面對排污大戶，這也“不敢”，那也“不敢”，環保自然就失守了，公眾當然非常不滿。面對民眾的批評，一些環保官員擺出的姿態也是消極退縮的“不敢”。今年全國兩會一場小組座談會討論到霧霾問題時，全國政協委員、環保部總量司司長劉炳江坦言，現在在外面他都不敢說自己是環保部的司長。當霧霾鎖城時，出門“不敢說自己是環保部門”的環保官員絕非少數。

　　這種種“不敢”，當然有不少推卸責任的成分，為自身的不作為找借口，怕得罪人，擔心自己的烏紗帽受影響。不過，即使這些“不敢”說的是現實困境，隨著環保法的修訂，環保部門被賦予了強大的權力， “不敢”也就不再是借口。給環保部門這么大的權力，就是讓其敢于出手，敢于向排污大戶開刀。大權在握，如果環境還是一團糟，面對公眾批評時，就別再 “不敢說自己是環保部門的”了，干脆引咎辭職。(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