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紀委近日印發《廣州市領導干部加強作風建設和廉潔自律“十個嚴禁”》，對領導干部的行為劃出十分細致的邊界，細致到不得出入哪些地方，公車不能停放在哪些場所，以及不得違規用現金支付公務消費等等。

　　“十個嚴禁”顯然是對中央八項規定的細化。在“十個嚴禁”中，有些是對舊禁令的再次強調，比如嚴禁用公款大吃大喝、奢侈浪費，嚴禁收送禮品、禮金、購物卡、紀念品和土特產，嚴禁公車私用和違規駕駛公車，嚴禁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和借機斂財等，都是三番五次明令禁止的事。

　　而“嚴禁與私企老板勾肩搭背公私不分”，“不得出入歌舞廳、夜總會”，“不得將公車停放在高爾夫球場、歌舞廳、夜總會等場所”這樣的規定，則是對禁區禁令的細節化。

　　這些細化的禁令對那些熱愛打高爾夫、喜歡進夜總會的領導干部肯定會有威懾作用。在到處都有探頭、隨時有人拍照的今天，在公開的高檔場所消費很難不被發現。尤其有競爭對手時，要抓拍這種“證據”輕而易舉。當禁令不夠具體時，出入這些場所即便被發現被拍攝，那些特殊“消費者”也可找到“非禁可為”的借口。

　　制定如此細致的禁令，反映了廣州市紀委的良苦用心。在反腐的根本問題一時難以解決、違反者又深諳應對策略時，通過對違禁行為外延的詳盡列舉，能夠壓縮違反者的騰挪狡辯空間。

　　但許多事物的外延都是很難輕易窮盡的，再詳細的列舉也難免出現遺漏——當“不準隨地大小便”被拆解為“不準在馬路、廣場、火車站、地鐵站大小便”時，那么許多沒有被羅列的地方就可能被“默認”為可以大小便。

　　我們都知道一些領導干部嫌貧愛富、樂與私企老板交友。他們為什么喜歡交富人朋友？顯然是富人朋友能給他們帶來好處。現在禁止領導干部與私企老板“勾肩搭背”，他們完全可以改換交往方式，在不“勾肩搭背”的情況下進行利益勾兌。而對收送禮品、禮金、購物卡之類可秘密交易的腐敗，禁令的可操作性也同樣存在問題。

　　細節化的禁令還可能出現一些含混，比如把歌舞廳列為領導干部的禁區之一，就可能引發爭議：單位辦個聯歡晚會唱唱歌跳跳舞，那算不算歌舞廳？像錢柜這樣自助式卡拉OK場所，如果是帶一家人或一些親朋好友去了，并且沒有利益收授關系，那還能不能去？

　　腐敗問題是全世界的國家都要面對和防范的問題，不同只在于防腐和反腐的手段，有的治本，有的治標；有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的甚至“頭痛醫腳腳痛醫頭”。

　　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學教授博·羅斯坦對腐敗問題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他在《政府的質量》中認為，腐敗不是由文化決定的，沒有人不反對腐敗，但當腐敗能帶來利益并且風險不高時，就有人腐敗了，而且會形成攀比和效仿。羅斯坦引用拉里·戴蒙德的話說：“腐敗之風肆虐，絕不是僅憑技術手段或政治推力就可糾正的。它和體系運作方式有關，深深扎根在政治社會生活的準則預期當中，要想減少腐敗的破壞力并加以控制，必須依賴建制革命。”

　　在反腐中，如果不是打樁筑墻式的防范，而更多地把精力用于修裂補漏，那么就難免出現左支右絀事倍功半了。(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