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建立起嚴禁刑訊逼供機制，這些內(nèi)容在《看守所條例》中都是空白。公安部正在起草的“看守所法”，將對此進行修正，“躲貓貓”、“喝水死”等引發(fā)公眾質(zhì)疑的事件或?qū)⒔K結(jié)。

　　刑訊逼供所得結(jié)果取決于犯罪嫌疑人之意志是否夠堅強、骨頭是否夠硬，而非真實罪行之大小。假如無辜者的意志不夠堅強、骨頭不夠硬，而真兇反之，刑訊逼供完全可能導致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所說的那種局面：“無辜者處于比罪犯更壞的境地”。刑訊逼供的反權(quán)利、反法治、反公正性在此一例已昭然若揭。

　　刑訴法已經(jīng)明確刑訊逼供的非法性，而作為下位法的《看守所條例》并未體現(xiàn)這一理念，遠遠落后于上位法，部分條款也存在沖突。此外，羈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屬于司法制度的重要部分，依法應當以制定法律予以規(guī)范，而非行政法規(guī)層面的“條例”。此乃《看守所條例》頗受法律界人士詬病的原因，也是本次升格的法理背景。“條例”變“法”，提升剛性，彰顯法治文明，無疑是一個進步，至于能否徹底終結(jié)刑訊逼供這種丑陋現(xiàn)象，有待進一步觀察。

　　應該肯定，經(jīng)過多年的治理，刑訊逼供現(xiàn)象已大為改觀，丑聞不像過去那樣頻密。譬如技術(shù)手段——訊問室物理隔離、審訊過程全程錄像等；觀念落實——刑訊逼供屬于法律嚴令禁止的行為，所獲證據(jù)亦屬非法證據(jù)，可能不被采納；嚴厲追責——當執(zhí)法人員搞刑訊逼供的風險巨大、成本甚至大于不能破案時，沒有人愿意鋌而走險。同樣肯定的是，如果個別執(zhí)法人員不愿意放棄刑訊逼供，總是能夠找到辦法。比如在未送進看守所之前。按規(guī)定，公安機關傳喚最長不得超過24小時，這段時間也存在刑訊逼供風險。有時候，即使將犯罪嫌疑人送進看守所，辦案人員也可以想辦法“借”出來。再比如變相刑訊逼供，在不留下明顯證據(jù)下，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事實上的逼供。

　　一種流行的觀點是，問題出在看守所“偵押合一”管理模式。這種模式利在可以在提押、訊問方面為偵查機關提供便利，弊在聽命、依附于偵查機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看守所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中立地位，未能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權(quán)利，防止刑訊逼供的發(fā)生。為了保持客觀公正，維護嫌疑人權(quán)利，許多人建議實行“偵押分離”——使擁有刑事偵查權(quán)和負有證明責任的機關不能控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控制犯罪嫌疑人人身的機關不具有刑事偵查權(quán)、不承擔證明責任。從目前情況判斷，這種體制短期內(nèi)不會有太大變化。

　　其實，對刑訊逼供問題重在末端控制，只要司法部門將刑訴法54條“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之規(guī)定坐實，將所有通過刑訊取得的口供和相關證據(jù)拒之門外，偵查人員也就沒有必要冒著犯法的風險去做無用功了。同時，對觸犯法律的刑訊逼供人員進行問責，提高違法成本，也有一定震懾力，近年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