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古代就一向重視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共存，有著“天人合一”的傳統觀念，反映在文學上則是一種“悲天憫人”的創作觀。作家趙鑫珊曾在文章中寫到：“當人類把天然林中的第一株大樹砍倒在地，文明便宣告開始了；當最后一株被砍倒在地，文明即宣告結束。”標志著文明的生態文學近年來頗有收獲。愈來愈多的作家取得共識，自覺地把生態平衡、環境保護納入自己的創作視野，不但創作的領域和隊伍不斷擴大，作品的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也愈加深化豐富。

　　生態文學的多樣化展現

　　中國當代作家對生態意識的展示是全方位的。評論家汪樹東將生態文學分為三類：首先有一些作家非常關注生態環境的慘遭破壞，在敘寫生態災難時流露難能可貴的生態意識。徐剛就是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對我國的森林、江河、湖海、土地等各種生態環境問題廣泛涉獵，視野宏闊，筆鋒犀利，憂憤深廣，尤其是他的《守望家園》、《江河并非萬古流》、《長江傳》等長篇報告文學頗具經典性。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李青松的《最后的種群》、《遙遠的虎嘯》，哲夫的《長江生態報告》等報告文學都是生態憂患之作。其次，有一部分作家對各種自然生命懷有生態同情，細致入微地描摹多姿多彩的生命姿態，并反思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局限。張煒的小說《三想》對樹、狼、人的心理描摹還原了自然界生命間隱秘的聯系與彼此友好的情誼，葉廣芩的《長蟲二顫》、《熊貓淑娟》等小說對自然生命的體貼入微極其動人，而賈平凹的《懷念狼》、姜戎的《狼圖騰》、郭雪波的《大漠狼孩》等小說也都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展示了人與自然生命之間不能損毀的生態關聯。在生態意識的潛移默化下，當前中國文學中的動物形象顯示出擺脫了人的道德倫理化后的華美風采。第三，許多作家以生態意識為依據展開了非常徹底的現代文明批判。張煒在小說《九月寓言》和散文《融入野地》中都為逝去的野地靈性哀婉不已，對建立在對大自然的暴力征服之上的現代文明激烈批判。還有詩人于堅常常遠離現代都市文明，漫游云南大地，尋覓著大自然殘存的詩意。而散文作家葦岸更是通過對大地上的各種事情精細觀察，尋覓著自然的隱秘節律對抗著現代文明的機械化與標準化。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作家對生態問題加以持之以恒的關注，生態文學作品也越來越數量繁多，體裁多樣；而且與中國古典文學中那種自發和被動的生態意識相比較，越來越多的作家具有了自覺的生態意識，對現實人生和社會能夠從生態意識角度加以透徹的審視和質詢。

　　在評論家李魯平看來，徐剛、麥天樞、劉貴賢、馬役軍、王治安、哲夫、何建明、陳桂棣、李青松等人的報告文學共同寫就了關于中國當代環境問題的報告文學史，這些作品的集中出現對于喚起時代的生態環境意識、對沉浸于迫切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們思考更加和諧的發展方式，都發揮了重要的引導和啟迪作用。

　　與報告文學呈現具體的生態惡化、環境破壞的數字和現象相比，小說進入生態領域，賦予了生態文學更多的生動性、形象性以及文化內涵，小說以具體的人物和人物命運讓生態成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態。其中像徐剛的守望家園系列、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李青松的綠色森林系列、哲夫的生態危機系列、郭雪波的草原生態系列、王族的動物系列等優秀作品，以各自獨特的題材和藝術追求，共同昭示了生態環境與人的生存發展之間的息息相關的密切聯系。

　　為什么關注生態文學

　　湖北省作協副主席陳應松的《松鴉為什么鳴叫》曾于2003年獲得全國首屆環境文學獎，那時他對被冠以“環境文學”尚有些懵懂，而現在海內外研究中國生態文學的學者都不會遺漏他的創作。早期的《松鴉為什么鳴叫》中寫到了炸山、開路造成環境的破壞，人的生命的傷殘，的確是對環境破壞造成人的命運悲劇的一個書寫。然而當時陳應松的寫作是不自覺的。但是他的寫作到了后來自然轉向人與世界的關系。“這個世界曾經發生過的瘋狂，對自然生態，對人所產生的戕害，有時是觸目驚心的。”陳應松說，他寫神農架，全是神農架獨特的“食材”。它的環境、生態、故事，都是包含著生態。但若有意為之，便會使作品狹窄，僅僅關注某一點。他說，對生態文學的思考，要對一個地方的人民的生存進行通盤審視才行，還要加上時代和政治的因素。有的生態文學是寫給青少年看的，那種生態文學比較單純和單薄。國外也有這兩種寫法，純粹對自然的謳歌也是好的，但更為復雜的寫，寫人的生存現狀與憂思，寫人在惡劣的環境中的堅韌對抗，更有意義和價值。

　　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小說已經引起很多人對神農架產生興趣，陳應松表示：“我想一個作家保持與大地和人民的聯系，他自己才有活力，小說也是一株在大地上生長的植物，它必須有泥土的氣息，越深厚越好！”

　　郭雪波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致力于生態環境文學創作，他的處女作《高高的烏蘭哈達》，寫的就是人工種草改造沙化草原的故事；此后的《大漠魂》、《狼孩》、《沙狐》、《銀狐》等作品，直擊生態危機根本，呼喚人與自然和諧。郭雪波認為，現在生態環境文學在整個文學中關注度不夠，“我寫生態環境文學只是為了表達一個有社會良知的作家對社會和生態的見解，不存在任何的功利目的。希望能用我的筆去呼吁、反思，在我的作品《銀狐》中就是為了尋找這種思想，文學并不能挽救世界的生態環境，只希望這種呼吁的聲音能傳達給更多的人。”

　　作家眼中的生態文學

　　盡管作家劉亮程的作品也被納入“生態文學”，但他更認同自然主義文學。“我認為的自然文學，最核心的是自然本身，這是自然主義的核心。”劉亮程說，多數文學作品總是借助自然抒懷，在這樣的書寫過程中，自然不是它自己，一片草，一朵云都被賦予了使命，不是自然的本身而是比喻的工具。他的文學創作，從《一個人的村莊》開始，就在朝著自然的方向努力。“在我的文字中，自然不是工具，當然這樣的文字有象征意義、有寓言意義，但是必須是有生命的自然。文學是動的，是有靈魂的，文學是通過人的靈魂與自然界的靈魂溝通呈現出的表達方式。”

　　新疆作家王族近幾年開始轉向動物小說，先后完成《狼界》《狼蒼穹》等力作。王族說，創作動物小說的起因與自己的生活環境有關。他認為，人與動物在大自然中互為依靠的精神內核，時至今日在游牧這一大背景下仍然保持著鮮活的狀態。

　　在今天談論生態或者生態文學，話題可能會自然而然地偏移，因為中國的生態在當下面臨著巨大的問題——生態污染嚴重，人們的生活也因此發生了很大變化。王族認為，所謂的“生態文學”，過多地會帶有對社會現實的揭示和批評。其實，中國的“生態文學”一直是存在的，無論在怎樣的題材中，人都離不開生態。比如鄉村題材作品中對生態的最直接呈現等等，都讓我們看到，長期以來人的命運與生態變化互為扭結，又息息相關。“幾乎所有的作家在寫作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涉及到了生態環境文學，但是就其理論形成，以及作家涉及這一題材的規模而言，似乎還不夠明顯。”王族說。

　　談到當下生態環境文學在整個文學中處于怎樣的地位，陳應松表示，現在的生態文學不是太火，關注它的人不多。但這不能否認它的價值。他說，在中國，人們對自己所處的世界還缺乏憂患意識，不像西方那么重視他們生存的家園。中國這個尚在溫飽中的國家，要她知道生態的重要和愛好生態文學，還得花時間。

　　西方文明的進入，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也有用武力征服自然帶來的惡果，現代文明究竟應該是快速的前進還是緩慢前進，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是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真正的生態文學是生態的，更是審美的。有評論認為，生態文學不應僅僅是空洞的說教，還應該是充滿文學獨特魅力的。重生態化、輕文學化的傾向導致一些文學作品成了生態案例和宣講材料。生態文學的優勢在于它為作家提供了更廣闊的藝術空間，以進一步反思人類文明的弊端，但前提是作家必須克服盲目趨同的心態，盡快從一味的情感宣泄和浮躁的攻擊咒罵中擺脫出來，對伴隨人類社會發展出現的生態問題進行更為理性、全面的剖析與反思，并努力為人類走出生態困境尋求可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