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的《河南日報》以“留不下的京城，回不去的故鄉(xiāng)”為題，關注豫籍人員子女在京入學問題。其中提到一名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母親為了辦齊28個證明，跑居委會、社保大廳、派出所……一趟趟地開證明，復印各種材料，大半年來，僅復印材料就花了上千元。5月初，材料遞交上去，然而，由于監(jiān)護人暫住證地址與居住地詳細地址不一致，信息審核未通過，經(jīng)人指點，她去朝陽區(qū)教委咨詢，教委讓她到所在鄉(xiāng)說明一下情況，鄉(xiāng)里卻稱不可能再第二次遞交材料。聽到這句話，她的眼淚“嘩”地流了下來……

　　外地人員子女在京讀書如此心酸，是政策制定者故意為之嗎？不是。因為按照相關規(guī)定，只要求提供5種證明：適齡兒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監(jiān)護人本人在京務工就業(yè)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街道辦事處或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shù)貨]有監(jiān)護條件的證明。在目前情勢下，北京市要求的這5種證明應該有其合理性。

　　問題在于，5種證明怎么會“繁衍”出28種之多？問題出在哪個環(huán)節(jié)？恰好在上周末，我到所在學區(qū)給女兒辦理小學入學報名，其中的一個細節(jié)耐人尋味，值得解剖。

　　且說在審證過程中，辦理人員發(fā)現(xiàn)我的戶口本上有一項戶主的戶口遷移記錄是手寫的，雖然蓋了派出所的印章，但是她拿不定主意，暫時中止了程序，掏出電話請示上級，得到“情況屬正常”的答復，才收下材料，繼續(xù)辦理。

　　這個細節(jié)說明：第一，跨部門提供的信息，只要超出“格式”，比如筆者的戶口本上的變動信息按常理應該是“打印”而不是“手寫”，具體辦事人員沒有見過，那么信息就是可疑的。第二，即便部門之間信息共享，但具體辦事人員只要有“疑點”，覺得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可以一口回絕，并不愿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對一個外地人來說，其身份信息一大半在原籍，跨地區(qū)的證明，加大了基層辦事人員所想象的“風險”。尤其是在一個幾乎所有角落包括路面上都有“辦證”廣告的社會，一項“證明”如果沒有更多的“證明”予以證明或相互印證，以擔保其真實性，具體辦事人員真的未必敢辦理某道程序。如此層層證明，反復證明相累積，28個證明似乎還顯得少了呢。

　　要鏟除28個證明、“我媽是我媽”之類為難公眾的荒唐政務，自上而下“簡政放權”是必要的。不過，從基層辦事人員的角度來說，向社會“放權”使其權力減小，但是“簡政”使一些原來分散的審批、審核集中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具體辦事人員的責任。

　　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政務傳統(tǒng)里，任何來自上級的輕微指責，都會造成基層辦事人員的巨大壓力。比如按照上級規(guī)定，需要提供外來人員家庭在京住所證明，按理提供租房合同就行了，但如果租房合同是假的怎么辦？于是還得提供房租完稅證明、房租完稅發(fā)票、居住期間的電費單據(jù)、水費單據(jù)、房東夫妻的身份證、房產(chǎn)證，以循環(huán)證明的方式，擔保這個家庭在京百分之百有固定住處。

　　實際上，需要出示如此多的“防御性”證明絕非個例。2013年10月，央視“焦點訪談”曾報道過在北京工作的小周回老家辦理護照，原本只須提供身份證和戶口本及復印件，結果被要求提供無犯罪證明、公司在職證明、公司營業(yè)執(zhí)照、公司外派人員資格證明、本地身份證，結果往返老家和北京5次也沒有辦成護照。

　　這種情勢之下，一些謀取不當利益的做法有了正當理由，公眾不僅要遭受開具眾多證明的麻煩，在政風松懈時期，還要受到節(jié)節(jié)盤剝，處處送禮，看人臉色，苦不堪言。

　　鑒于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上級政策往往只是原則性規(guī)定，以便各地靈活運用，但是到了基層，不管是為了嚴格執(zhí)行上級政策還是謀取私利，“靈活性”一旦被變態(tài)運用，往往可能成數(shù)倍數(shù)十倍放大，一直辦到28個證明還未必為止。因此，某個領域的簡政放權，還得考慮基層怎樣具體運行，不能給基層執(zhí)政者留下處處推卸責任的機會和尋租空間。（任大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