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全國邊防會議正式提出對口支援政策以來，對口支援作為中國特殊的政策發展已有三十多年。在此期間，中央政府通過出臺多項對口支援政策縮小比較發達與欠發達地區間和民族間的發展差距，推動邊疆地區各領域的全面發展，進而維護受援地的社會秩序，增進民族凝聚與團結。

　　最初，對口支援多是物力支援民族地區的單一支援形式，隨著支援領域和范圍的擴大，形成了多領域、多形式、多內容的立體支援模式。縱觀我國三十多年的對口支援政策，主要有平行型對口支援，即依據我國行政區劃層級對應的支援；交叉型對口支援，即跨層級、“多對一”的橫向與斜向融合交叉的支援模式；專門領域型對口支援，即依據教育、醫療等專業領域進行對口支援三種形式。

　　“六次座談會的變與不變”

　　具體到我國對口援藏工作中，從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這片土地逐漸從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進入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50年來為了推進西藏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中央政府絞盡腦汁想辦法幫助其實現發展，先后六次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商討其發展道路，足見西藏自治區在我國穩固邊疆大戰略中的重要意義。

　　從時間上看，這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并沒有什么規律，短則4年，長則10年。1980年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其意義在于提出要發展西藏經濟，使西藏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1984年，中央書記處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43項援藏工程，標志著全國性援藏工程拉開序幕。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做出了中央各部門和15省市“對口援藏、分片負責、定期輪換”的重大決策，是我國對口支援政策的一次偉大實踐。2001年，中央召開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在經濟和社會兩個領域提出了發展要求：經濟從加快發展到跨越式發展，社會穩定從局部穩定到長治久安。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打破了傳統省域發展的局限，要求實現“大藏區”的發展，要求四川、云南、甘肅、青海4省要把本省藏區工作擺到重要議事日程，同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確保4省藏區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今年8月25日至26日，中央召開了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黨的治藏方略“六個必須”，以及“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等西藏工作重要原則。

　　六次座談會，變化在于側重點各不相同，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實踐經驗在不斷積累，越來越契合西藏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要求；不變在于，堅持促進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不會變，堅持開展反分裂斗爭、維護邊疆地區穩定不會變。

　　“對口援藏如何做到長期富民”

　　自1994年第三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正式確立對口援藏機制以來，項目援藏、資金援藏和人才援藏是其最主要的形式。據統計，1994-2010年，對口支援西藏的18個省市和17家中央企業累計建設大型援助項目4393個，資金總規模達到133億元。1994年到2014年，這二十年間參與援藏工作的18個省市、60多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17家中央企業先后選派了7批5965名優秀干部人才。這一政策給西藏帶來的利益不言而喻，也成為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在20年的發展進程中，這一政策的背后也存在著諸多矛盾問題，從長遠來看不利于西藏的長期發展。

　　援藏干部要消除臨時性、隨意性的不良心理。長期以來，各對口支援省市并未建立起成熟穩定的人才、干部支援方案、選派機制及管理機制。選派干部往往具有主觀性和臨時性，將對口支援只作為選拔干部之前的必備鍛煉期和觀察期，這就會出現支援方選派的支援人員并不符合受援方實際要求的現象，造成支援人員在受援地未能完全發揮應有的效果，造成支援人員的流動性較大，不利于受援地的發展。另外，因為缺乏對口支援法律制度的規定而出現隨意性的干部選拔，這樣會讓少數不具備相應的政治素質、業務水平、個人修養和管理水平的干部被選派到支援地開展干部支援工作，而且缺乏對支援干部的監督和約束，稍有管理不慎，甚至會出現貪污腐敗行為，讓受援地雪上加霜。

　　援藏項目要適應受援地的實際情況和風俗習慣。西藏是一個農牧民人口占絕大多數的省區，農牧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近80%，農牧民的民生問題十分突出，民生與民心相連，將對口援藏資金和項目更多地向基層傾斜，對于穩定民心具有極其重要的積極作用。實施對口援藏以來，援助方入藏后，多數情況下考察到的是城鎮的道路、公共交通、能源等公共基礎設施和市政工程建設的落后，而未能充分了解當地的具體需求，在有限的援藏周期內，“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最容易凸顯援藏的效果，往往極易受到青睞。即使是民生項目，例如修建學校、醫院等，在設計建設中也往往忽視了當地的民族宗教風俗習慣，僅僅將內地經驗照搬到西藏，很難融入當地文化和居民生活。

　　受援地方要摒除“等、靠、要”的態度。自1984年中央實施各省市對口援藏“43項工程”以來，西藏并沒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方式，“輸血機制”遠遠還沒有轉化為“造血機制”。許多援建項目存活率低下，社會福利性的項目、基礎建設項目需要財政持續供養，經營性的項目也需要依靠進一步的投資來維持，這樣就會出現項目投資越大，后期維持費用越高的惡性循環，這一方面是由于援建項目缺乏前期調研，沒有做好風險評估和長期打算；另一方面則是由于長期的援助政策使得當地政府產生了“等、靠、要”的依賴心理，不具備激勵自身發展的能力和運行機制，而且作為較為敏感的少數民族地區，當地官員更多的是把維穩當作工作重心，而經濟發展則成為了援助省市的工作考核指標，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位錯位現象。

　　“精準援藏實為良策”

　　中國的對口支援政策實施已有30余載，這一政策從國家發展的宏觀層面來看并無較大問題，可是從微觀層面的具體實施來看，中央對地方以及地方對地方的支援一直是一種較為線性支援方式，各支援方沒有根據自身地理、經濟、人才、產業等特征孕育出獨特的對口支援項目，導致支援的效果沒有達到預期。因此，從長遠來看，對口支援應由線性的粗放支援轉化為立體的精準支援，尤其注重和受援地的溝通交流，善于發現和發揮受援地的本地優勢，實現多層次的有機融合，最大化的發揮精準支援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