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糧液的“豪華車隊”并非孤例。問題在于目前的國資監管機制難以對國企形成有效約束，在對國資增值利潤的使用上，管得過松。

　　1月7日上午，即將被拍賣的宜賓五糧液集團公司、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約340輛公務車正式面向公眾展示，包括悍馬、輝騰、沃爾沃、奧迪在內的13輛五糧液高管坐騎全部集中亮相。

　　毫無疑問，五糧液拍賣公務車值得肯定，這既是在白酒業整體不景氣之下，白酒企業必要的壓縮成本之舉，也是五糧液作為大型國有企業，響應公車改革提升形象之舉。

　　但是，在肯定之余，面對五糧液此次拍賣的悍馬、輝騰、沃爾沃、奧迪等超標車，民眾依然感到驚訝不已，這些動輒上百萬元的豪華車，嚴重違反了公務車配備規定，當初是通過怎樣的決策流程采購進來的？

　　事實上，在近年來屢屢曝出的國企亂花錢事件中，五糧液的“豪華車隊”并非孤例。這些問題，根在目前的國資監管機制難以對國企形成有效約束。

　　自2003年成立國資委啟動“央企重組”和“強化治理”之后，國企的經營效率和業績是有所提高，但是，在對國資增值利潤的使用上，卻管得過松，從而導致國企的奢侈浪費之風。而對此，存在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亦是部分國企領導屢屢自辯的理由——國企業績的提高，全拜國企高管竭力經營所致，理應給予國企高管高額獎金、超標房、超標車等獎勵，以激發國企高管的積極性。

　　姑且不論，近十年來國企贏利能力的整體提高，存在國企壟斷定價能力強化、銀行信貸和財政補貼過于傾斜等非市場性因素。即使承認國企高管對國企贏利能力提高所起的作用，對其進行物質獎勵，提高其住房和用車待遇，也應嚴格遵守中央相關規定，而不能肆意妄為，進行超常的“自我肯定”和超標的“自我獎勵”。

　　國企贏利能力的提高，不是亂花錢的理由。國企贏利能力提高了，首先應考慮提高國企紅利的上繳比例，以增加公共保障性財政收入，其次還應減少對銀行信貸和財政補貼的傾斜性依賴，以確保與民企市場地位的相對公平，再次是部分壟斷定價能力強的國企，對國內市場應該適當考慮降價，以刺激內需和維護廣大民眾利益。

　　五糧液拍賣公車一事，不能僅僅將目光聚焦于公車超不超標上面，而應著眼于制度建設，盡快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對國企利潤分配形成更加有效的約束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將國企紅利上繳比例提高到30%。有些地方和有些國企完全可以更加積極主動，既不必一定要等到2020年，也不必將上繳比例局限于30%。

　　當然，還有必要提醒的是，此次五糧液啟動的公務車改革，不僅應強化拍賣程序的公開透明，而且應確保公務車拍賣后“車補”標準的合情合理，以防止將公車改革，變相演變成部分高管自我增加福利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