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難，何止單純“運力不足”

    一定意義上說，這句話描述了客觀事實。辦好奧運、亞運，之所以不難，是因為可以施行種種限制性措施，通過強行減少在其他環節上的公共服務需求，降低社會運行的復雜程度，換取能集中力量于某一具體事件。反之，辦好春運，卻絕不能通過限制相當部分人回家以保證另一部分人順利回家，而必須以最大限度地保證最多人能夠回家為原則，必須應對公共服務需求的全方位釋放，比之于應對前者，不知難過了多少倍。

    春運的難，如媒體所云，“根子在運力不足”嗎？不對。如果運力之足，竟足以滿足現實的春運規模所需，本身即是大災難。春運規模相對于日常運量是爆炸性增長，且持續時間不長，不過40天左右，運力足到了能夠滿足春運規模所需，便意味著絕大部分運力的春運后閑置，且閑置成本必然轉嫁在春運成本上，浪費資源不說，甚至會轉嫁出“春運票價奴”。

    春運的難，根子不僅在于春運規模相對于日常運量的爆炸性增長，更主要在于此種爆炸性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人為制造，并非不可避免。即春節對中國人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團圓，被撕裂的家庭越多，春運的規模越大。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家庭被撕裂率有中國這般高，復之以人口世界第一，以及特定日子里的團圓傳統，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爆炸性增長幅度，和最大的特定時段運輸規模。

    或者，可以這樣假設：如果不是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如此大，哪里會有如此多的人必須遠走他鄉？如果不是主要以戶籍為標準，造成嚴重的城鄉二元結構，縱是許許多多人還必須外出打工，也有能力“人生是一粒種，落地就會生根”，又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家庭被撕裂？沒有如此多的家庭被撕裂，又怎么可能有春運規模相對于日常運量的如此大幅度的爆炸性增長？春運之難，又怎么可能難到幾乎無解的程度？

    如此多的人，借助春節假期才一年或幾年一度回得了一次家，買一張回家的車票卻如此難，何止是一個單純的運量問題。

    剛剛發生的一件事，年輕母親李春鳳在浙江打工5年，因為半夜夢見6歲兒子全身是血，與老鼠爭食，又為了多少能節約些費用，竟裝扮成男人，獨自騎著摩托車，耗時6晝夜，長驅2000多公里，從浙江回渝。多么偉大卻又辛酸的母愛啊，令人感動之余，還告訴我們，在春運難后，蜷曲著多少家庭被撕裂的痛苦。 （許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