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被強迫勞動：我們不能袖手旁觀

　　據2月25日新華社報道，近日，黑龍江哈爾濱警方打掉兩個侵害農民工、無家可歸人員的惡勢力團伙，解救出18名受害人，8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警方調查認為，這兩起涉嫌非法拘禁、強迫無家可歸人員和農民工勞動并對其故意傷害的案件，是一種新型犯罪模式。犯罪嫌疑人以騙取、強迫乃至威逼、毆打等非法手段，將無家可歸人員和農民工關在不同地點，承諾每人每天給100元左右的工資，但實際上只要求干活，從來不給報酬。

　　之前，媒體曝光出來的一些強迫勞動案件主要是針對基本沒有反抗能力的智障人員、未成年人的，而這一次，是農民工和流浪漢。法治社會發生如此公開打人、搶人，然后限制人身自由、迫使其做苦力的事情，令人震驚。如果說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連起碼的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還談何其它？

　　雖然和智障人員、未成年人相比，農民工是身強力壯、心智健全的，但他們依然是弱勢群體——他們極有可能成為一些人的“盤中菜”，會為了多幾十塊錢的收入而輕易相信別人，會因為“假如走了就一分錢都掙不到”的想法而不忍心走，甚至可能“自認倒霉”。

　　一個令人深思的細節是，這兩起案件之所以能夠破獲，是源于一名出租車司機駕車時發現4名民工模樣的人被3個手持木棒、尖刀的人往車上拽，即向警方報案。那么，如果沒有這位路見不平的司機師傅，我們拿什么去拯救這些受困的農民工？他們何時才會被發現遭遇了強迫勞動？換句話說，那些正常的可以幫助農民工不被騙，或者即使被騙了也能及時被發現、獲解救的途徑和措施在哪兒？這樣的案件極少發生，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不去總結和反思。

　　一些人之所以盯上了農民工，無非是因為他們初來乍到城市，對城里的事情和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不了解，在城里又大都無親無友，也不怎么懂法，防范意識和能力不強，這些問題是否能夠解決？

　　比如，在為農民工提供更準確可靠的就業信息方面，相關方面的工作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時下，不少城市的人力資源部門、工會組織都會聯合起來舉辦針對農民工的專場招聘會，也會為農民工提供一些專業技術培訓和就業服務咨詢。如果這樣的就業幫助能夠更常態、更持久、更便于農民工知曉，那么因為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上當受騙就會少一些。

　　比如，誰應該發現違法用工、強迫勞動的行為？違法用工、強迫勞動可能發生在一些手續齊全的“血汗工廠”里，也可能發生在純粹的“黑企業”里，對此，勞動行政部門應該進行定期、不定期地檢查和監管，及時發現企業用工中的違法違規行為，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盡管個別企業“強迫勞動”的情況比較隱蔽，但不可能不露出蛛絲馬跡。對勞動行政部門和警方來說，用工檢查、治安巡邏更需要的是腿勤。

　　再如，如何才能震懾此類行為？刑法修正案（八）將《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修改為：“以暴力、威脅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強迫他人勞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明知他人實施前款行為，為其招募、運送人員或者有其他協助強迫他人勞動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過去這個罪名叫“強迫職工勞動罪”，現在叫“強迫勞動罪”，罪名的改變意味著適用主體范圍的擴大，過去僅限于用人單位的職工，現在則包括對非法招來的工人的強迫勞動。相信有關部門能夠依法做出裁斷，震懾那些蠢蠢欲動者以及尚未被發現的違法者。

　　近年來，隨著各方努力，農民工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不斷提高，但在城市里，他們依然是容易受傷的群體，依然需要各種勞動保障制度和相關部門的保護，只有各種制度健全了、各種維權途徑暢通了、各個部門真正負起責任了，農民工在城里的日子才會更安全、更順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