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小視“工作人情案”

　　但凡出現(xiàn)刑事錯案的地方，往往有人情因素作祟。避免刑事錯案，就要避免人情案，尤其是司法機關之間、司法工作人員之間的工作人情案。

　　刑事訴訟法確立了公、檢、法“互相制約”的原則，試圖建構“錯案糾錯”的運行模式。應當說，放棄“互相制約”的流程設計，必然會引發(fā)錯案發(fā)生幾率的升高。而“互相制約”之所以被拋棄，刑事訴訟法追求的“程序制約”之所以形同虛設，關鍵的原因之一是大量“人情案”的客觀存在。“人情案”有兩種，一是個人“循私情私利”的人情案，二是“工作人情案”，主要指司法機關之間為照顧彼此情面而形成的“單位”工作人情案，以及司法工作人員之間為照顧工作情面而形成的“個人”工作人情案。在過去的司法實踐中，人們已經(jīng)比較重視、防范和制裁“循私利私情”的人情案，但是，對于“工作人情案”則關注較少，甚至不以為害。

　　客觀地講，“循私情私利”的人情案，追求的是對于犯罪嫌疑人的“過度從寬”，往往是為了照顧犯罪嫌疑人而重罪從輕、輕罪從無、重罪輕判等等，它違反的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循私情私利”的人情案，幾乎沒有爭議地被認為是一種濫用職權型的犯罪行為，因此在案發(fā)之后，被追究責任尤其是刑事責任的可能性極大；而“工作人情案”，由于不涉及私情私利，往往是純粹為了照顧司法機關、司法工作人員之間的情面，為了讓彼此在工作上流程上更為順暢、不相互“為難”而抬手照顧，放棄了制衡原則，也架空了立法預設的“糾錯”程序，在客觀效果上往往是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作為犧牲品而形成輕罪變重罪、無罪變輕罪或者輕刑重判。“工作人情案”違反的是“罪刑法定原則”，由于純粹是“為了工作”，往往被視為“可以理解”的工作錯誤，在案發(fā)之后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性極小。但是相比起來，“工作人情案”對于司法機關公信力的損害、對于司法機關權威性、公正性的損害，遠遠大于“循私循情私利”的人情案。

　　在“單位”工作人情案中，犯罪嫌疑人往往被視為刑事訴訟流程中的“產(chǎn)品原料”，一旦偵查機關將犯罪嫌疑人送上刑事追訴的生產(chǎn)線上，其他機關就似乎必須完成后續(xù)的加工作業(yè)，直到將“犯罪嫌疑人”加工成“犯罪人”。如果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的司法機關或者具體案件的承辦人對于前一環(huán)節(jié)輸送的“半成品”質量感到不滿意而要求“退貨”或者返工，就必須要有勇氣直面單位之間工作關系上的情面尷尬，甚至會成為單位之間關系不和諧的主要原因。

　　單位如此，個人尤甚。客觀地講，犯罪嫌疑人被決定予以絕對不起訴、相對不起訴，或者被宣告無罪等等，刑事案件的此類結果當然不會給經(jīng)辦人員帶來積極影響。因此，后一司法環(huán)節(jié)的司法工作人員往往不愿輕易否定前一司法環(huán)節(jié)工作人員對于案件的處理意見，往往因為長期的工作關系而故意對證據(jù)、事實等方面的瑕疵、疑問視而不見，或者純粹是為了照顧前一個環(huán)節(jié)的司法工作人員的情緒、為了給前一環(huán)節(jié)的司法工作人員一個面子而強行定性、強行量刑。趙作海案件中的審判人員也曾認為該案存在大量疑點，但是，為了照顧偵查機關的情面而由“疑案從無”改為“疑案從輕”，一字之差，當事人的命運發(fā)生了根本改變，被告人的基本權利、自由乃至生命成為司法機關之間、司法人員之間的工作人情。在趙作海被宣告無罪之后，至今仍然還有聲音指出，承辦法官不僅不應當受到處分，而且應當表揚，因為他們在發(fā)現(xiàn)證據(jù)存疑之后已經(jīng)在量刑上留有余地，沒有判處死刑而選擇了死緩。此種聲音的不斷出現(xiàn)，反應了“工作人情案”在司法實踐中的普遍程度和普遍認可程度。

　　司法機關應當堅決不辦“工作人情案”，尤其是審判機關，應當堅決防止“工作人情案”，審判機關未必是錯案責任的完全承擔者，甚至也不是主要承擔者，但是它在刑事訴訟中的終局地位決定了：一旦發(fā)生刑事錯案，它必定是矛盾的主要集中者。為了使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司法機關“相互制約”原則真正貫徹下去，為了對公民的基本權利保持最基本的尊重，審判機關更應當杜絕人情案。（于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