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產公開”這個“籠子”該用上了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個話充分表達了高層推進反腐敗的政治意愿。把籠子織得嚴絲合縫,可能是一個較長的過程,眼下最能堅定反腐敗信心的舉措,莫過于切實推進官員財產的公開。

　　這不僅因為官員財產公開是許多國家驗證過的成功經驗,更因為在這個特殊的階段,由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還沒有完全磨合好,為權力和資本的結盟留下了巨大的閃轉騰挪空間,官員財產公開,無疑是遏制這種傾向的重要關口。從“房妹”“房姐”事件給公眾帶來的強大心理刺激看,官員財產的公開已經到了必須切實推進的時候了,需要上上下下體制內外共同努力凝聚共識邁出實質性的一步,哪怕是一個時間表,也能極大提升民眾對未來的信心。

　　官員財產公開已基本形成共識,民眾期待已久。早在1995年,中紀委就將“官員財產申報與公開”寫入有關文件,但達成“公開”的目標,卻一直步履維艱進展緩慢,其間隨著中國社會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腐敗案件的涉案金額不斷上升,以及灰色收入的存在,輿論對官員財產公開的呼聲更為強烈,雖然有少數官員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對此有異議,但總體看對官員財產公開的共識遠遠大于分歧,已積蓄起足夠推動制度創新的社會能量。

　　官員財產公開,能切實增進官民互信,提升整個社會的誠信度,甚至可能推進整個社會的道德改良。在一些官員腐敗案件的刺激下,當今中國社會彌漫著一種對官員腐敗的強大想象力,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官員貪腐是普遍的正常的現象,不貪不腐反而是不正常的,進而把整個官員群體想象成生活在灰色地帶的特殊利益群體,這極大地損害甚至割裂了干群關系,培養著輿論場中的極端情緒,威脅著所有社會成員尤其是官民之間的互信,官員財產公開,將是破除這種想象,建立官民互信的最有效的辦法。

　　多年來,一提官員財產公開,總會有專家學者出面強調這困難那困難,比如基礎條件不具備等等,有的甚至說還得等個十年二十年的才有戲,但難度有沒有一些人想象和描述得那樣大,很值得懷疑。廣州的一位官員說,該市的市管干部才兩千多人,至少這個層級的公開難度沒有那么大。在信息流動極快,社會智力資源迅猛增長的今天,民眾對重大決策和公共事務認知和判斷的總體能力,和專家智囊已基本處于對稱狀態,再一廂情愿地強調公開的難度,已經很難取信于民,更難和已有的社會共識對接。

　　官員財產公開既要鼓勵地方的探索,也應鼓勵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個人先行一步。最近,不斷有官員表示贊成官員財產公開,并表示一旦制度確立,會帶頭公開。事實上,官員個人以公民的身份公開財產,并沒有法律和道德障礙,更不太可能有誰去禁止,如果有拘束,那也只能是潛規則的制約。既然人民有監督政府官員的憲法權利,那么官員就有接受監督的義務,自覺公開,正是主動履行義務的表現,在法理和道德上都沒有什么障礙。如果能鼓勵官員個人先行一步,那將為全面公開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面對可能到來的財產公開,一些干干凈凈不謀私利的官員可能會感到委屈,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理念,就是要把人們對權力和人性關系的認識拉回到常識的層面,充分認識到嚴厲的制度約束才是對官員最好的保護。這種意識若得以確立,將是中國政治文明的一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