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當蘇聯東歐發生劇變、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之時，西方主流經濟學（以下簡稱“西方經濟學”）認為，向市場經濟過渡必須實行以全面自由化、私有化為核心的激進式改革，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由于實行了激進式改革將迅速走向繁榮，而中國由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并實行漸進式改革而將走向失敗。但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俄羅斯東歐經濟衰退、停滯的現實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挑戰。

　　如何解釋理論與現實的這種巨大反差？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驗至多是一種轉型經濟學的范例，即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過渡的一種特殊形式，沒有普遍意義。如果說中國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那應歸功于對西方經濟學一般原理的應用，如發展私有經濟、自由市場和對外開放等；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則緣于對西方經濟學一般原理的偏離，如保留社會主義制度、國有經濟、政府干預等，由于存在這些根本制度障礙，中國經濟遲早會面臨崩潰的局面。反復出現的“中國經濟崩潰論”，就是這樣產生的。然而事實是，中國經濟崩潰的預言屢屢破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卻經歷了2008年的嚴重危機，陷入持續低迷。西方經濟學為什么不能解釋中國經濟？

　　首先是意識形態的原因。不可否認，西方經濟學包含不少科學知識，如關于價格、貨幣、市場、競爭、貿易、匯率、產業、企業、增長和宏觀經濟等方面的理論，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但也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特別是它的基本理論，如經濟人假設、生產要素價值論、自發秩序論、私有制高效論、自由至上論等，旗幟鮮明地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赤裸裸地宣揚個人主義世界觀，由此形成了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價值取向和政策主張：崇尚私有制而反對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場而反對政府調節，崇尚資本主權而反對勞動主權。顯然，這樣的價值取向和政策主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格格不入，又怎么可能對中國經濟作出正確解釋呢？

　　其次是理論范式的原因。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特點是：重邏輯輕歷史，重形式輕內容，否認不同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下人們行為的差異，排除技術、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當作考慮所有問題的出發點，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作人類永恒不變的經濟形式，把抽象的數理邏輯當作判斷經濟學是否科學的主要標準。這樣一種理論范式，形式上似乎很完美，但與現實相去甚遠。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說，西方新古典經濟學不僅在轉型過程和制度選擇中用處很小，即使在解釋發達市場經濟方面也存在根本的局限。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也曾論道：“宏觀經濟學在過去30多年的研究成果，說得好聽點是毫無用處的，說得難聽點甚至是有害的。”

　　第三是理論適用性問題。西方經濟學中一些被認為是比較正確的理論，也往往是以一定的假設條件以及時空條件為前提的，并不是像自然科學一樣的普遍真理。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曾指出：“這些（西方）經濟學術語是從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態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來的，它們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義，并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是在欠發達國家這樣做顯然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比如，自由貿易理論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但無論英國、德國、法國還是美國，在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建立自己工業體系的時候，都毫無例外地實行過保護關稅制度。

　　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西方經濟學反映的是成熟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運作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有以西方經濟學為理論基礎才能取得成功。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我們知道，共性以個性為基礎，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現代西方經濟學從它體現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方面看，具有共性或普遍性，是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認真研究和借鑒的。另一方面，拋開西方經濟學存在的局限和缺陷不談，即使是正確的理論，在解釋中國改革發展經驗時，也必須結合中國實際，而不能削足適履、照抄照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們的目標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只有把市場經濟一般規律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才能找到切實可行的改革發展之路，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實質和內在邏輯。也只有立足于中國國情和實踐，并從中總結經驗、構建話語、提煉思想、創新理論，中國學者才能取得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理論成就，為人類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