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曉普(Julie Bishop)對亞洲憂心忡忡。她擔心經濟競爭日趨激烈，新興經濟體的工人太多，而他們所追逐的別處的消費者太少。
她還擔心戰略競爭愈演愈烈，因為地區大國謀求擴大其勢力范圍及保護其日益增長的利益。
但幸運的是，她認為自己對這些問題已有解決之道，她周一晚(Monday night)想要在新加坡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的一次重要演講中對此加以解釋。
她的演講不算匠心獨具，但在她籌劃政府新外交政策白皮書之際，從中可一窺我們的外長對世界以及澳大利亞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
我們也許可稱之為畢曉普主義(Bishop doctrine)——即她應對亞洲新出現的所有這些經濟和戰略競爭的辦法。
本周她闡明了三大要素：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美國的權力和民主。看起來，這些是她認為澳大利亞外交政策賴以建立的基礎。
我們當中鮮有人懷疑這些本身是好的：誰不想要一個有美國權力維護規則、全是和平相處的民主國家的地區呢？問題是，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這種亞洲未來模式會行之有效。
不妨先說基于規則的秩序。這個概念從去年的《國防白皮書》(Defence White Paper)首次出現以來，在堪培拉的外交政策聲明(pronouncements)中尤顯突出。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們所談論的是什么規則？
誰來制定規則，誰有資格執行規則？談論一種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假定了國際關系能像國內政治一樣運行，有一個明確的權威((clear authority))來制定和執行規則——這一點越看越清楚。
但在國際關系中，誰會是那個權威呢？有時候，人們會想聯合國或許能充當該角色，但現在沒人把這當真了。澳大利亞本身，特別是在聯盟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s)執政之下，非常愿意在覺得適合我們的時候違抗聯合國。比如，還記得入侵伊拉克嗎？
因此，顯而易見的是，當畢曉普講到“基于規則的秩序”時，她其實指的是由美國制定和執行規則的秩序。
那是在亞洲存在幾十年的秩序，對我們和地區其他國家來說確實很有效。但是，認為它將來還會行之有效，只能是懷舊(nostalgia)，不是政策制定。
再看畢曉普主義的第二點：相信美國壓倒性的權力。畢曉普女士大膽斷言，“若要和平與繁榮繼續，美國作為印度-太平洋地區不可缺少的戰略力量(strategic power)，必須發揮更大的作用。”
她相信，美國領導的基于規則的秩序能保障亞洲的未來穩定，她的這一信念是以美國有實力和意愿提供這種領導作用為支撐的。
她對美國權力的看法十分明顯。“它是在亞洲和全世界都具有一定優勢的超群全球戰略力量，”她在新加坡表示。
以前當然確實如此，但現在不了。按購買力平價(PPP terms)算，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而以市場匯率算(MER terms)也很快將超過美國。
這不僅賦予中國巨大的經濟實力，還有實實在在的外交分量——堪培拉小心留意北京的舉動就非常明顯地說明這一點。而且，中國海上力量的不斷增強，已經在有效削弱美國向東亞戰區(East Asian theatre)投送軍力的能力。
因此，畢曉普主義似乎拒絕承認(stuck in denial)亞洲戰略態勢(strategic situation)幾十年里的最重要變化——財富和權力的分配從美國向中國的大轉變。
只要我們未能承認這種變化的規模和重要性，我們就無力管控其結果。
外長似乎毫無掛慮地相信美國愿意在亞洲擔當領導者。她在演講中一度承認地區各國有些疑慮(a little uncertain)，但她大聲呼吁美國發揮更大的地區作用顯示她并無懷疑。
因此，她似乎沒有看到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綱領當選美國總統的含義。或許她沒有把特朗普先生所說當回事。以前許多人犯過這種錯誤。
再看畢曉普主義的第三個、也是最后的支柱——她對民主的深信不疑。
在澳大利亞，無人應該或能夠懷疑我們對民主的承諾，但尤其是目前，我們應注意不要自鳴得意，一味相信它遠比其他政治理念(political philosophies)有效。
英國脫歐、特朗普以及我們自己國家近來一再出現的治理不善、政治領導失靈這種雖說不算駭人聽聞，但仍屬嚴重的問題，應該促人冷靜反思，而不是自吹自擂。
我們不能如畢曉普女士似乎認為的那樣認定民主終歸是最優的。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忽略一種切實可能性，即澳大利亞在最近的將來面對力量甚于規則塑造的亞洲，并且施展權力最多的是中國不是美國。
那是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為澳大利亞做好準備的亞洲。畢曉普主義從一開始就沒有前途。(作者：休 懷特，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究戰略問題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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