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經濟的“悶”、“不活絡”，并非一時之困。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所副教授石正方3日在華廣網刊文建議，要真正解套“悶經濟”，賦予臺灣經濟持續的生機與活力，必須從結構轉型升級入手。而臺灣經濟轉型離不開大陸市場的依托，活絡臺灣經濟，根本還是要做好“兩岸”文章。

　　全文內容如下：　

　　日前，臺灣當局為解憂“悶經濟”，推出多項提振經濟景氣措施，其中包括“補助購買節能家用器具”、“高效率馬達示范推廣補助計劃”、“增加補助公共運輸車輛汰舊換新數量”、“吸引外來旅客”等刺激消費項目；“引進壽險業資金積極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加強地方政府促成重大投資”、“加速年度政府采購計劃執行”、“加速環評及土地變更流程”等鼓勵投資項目；“創新到創業激勵計劃”、“創業天使計劃”、“技術入股課稅合理化”、“訂定‘創業（柜）板’上柜準則”等促進創新創業項目；以及修正證所稅以活躍股市，共四大面向13項具體措施。　

　　顯然，這些刺激措施旨在擴大消費、活躍投資、激勵創新創業、繁榮股市，可謂是對癥島內消費萎縮、投資不振、股市低落等問題，對于破解當下臺灣經濟停滯不前困境，使民眾有感經濟復蘇，應該會有一定的效果。　

　　但臺灣經濟的“悶”、“不活絡”，并非一時之困，而是自21世紀以來即開始顯現并日益嚴峻的形勢和特征，其癥結在于臺灣經濟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是長期以來臺灣經濟結構轉型不力、積重難返的結果。要真正解套“悶經濟”，賦予臺灣經濟持續的生機與活力，必須從結構轉型升級入手。而臺灣經濟轉型離不開大陸市場的依托，活絡臺灣經濟，根本還是要做好“兩岸”文章。　

　　目前臺灣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制造業空洞化和主導產業單一化并存。自三大支柱產業（輕紡、石化、電子）相繼外移后，新的支柱產業一直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制造業逐漸呈現“空洞化”趨勢。而從目前主導產業來看，對ICT（信息與通信產業）依賴過高（其中僅集成電路產品即占出口比重近20％），這種結構單一化特征使經濟極易遭受市場波動風險的沖擊。　

　　二是服務業發展空間受限，對經濟的拉動有限。1990年代以來，臺灣進入后工業化，2010年，臺灣服務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比重超過69％，接近發達經濟體。但與發達經濟存在明顯差距：臺灣服務業以內需服務為主、傳統服務業比重高、新興服務業的發展空間有限；勞動生產率低，不及制造業的一半，導致臺灣服務業以占GDP 近70％的比重卻僅能創造不足60％的就業。臺灣服務業比重的迅速提升與制造業加速外移密切相關，再加上政策與功能的限制，導致服務業發展的空間進一步收縮，制約了臺灣服務業規模經濟的形成和競爭力的提升，服務業對整體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也相對有限。　

　　三是高科技產業以代工模式為主，自我創新能力不足。臺灣高科技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充分利用自身制造技術較高、生產成本較低、中小企業眾多的特點，選擇了為國際大企業代工生產的發展路徑，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創造了臺灣代工生產的一度繁榮，但其弱點是難以形成品牌競爭力和原創性自主研發體系，并對外部市場、資金與技術形成嚴重的依賴，導致整體經濟發展也極易受到世界經濟景氣波動的影響，隨著國際大企業全球運籌式管理體系的日益強化，臺灣廠商更被納入國際大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體系，沿襲“代工生產”模式，受困產業鏈制造環節微利化，造成競爭力日漸流失。　

　　綜上，破解臺灣經濟結構性問題，一是要推進島內高技術產業實現多元化發展，培育新的支柱產業；二是要拓展服務業市場空間，推進服務業高質化。三是轉變產業代工為主模式，提升產業技術創新能力。事實上，臺灣當局近年來所推出的一系列經濟轉型升級計劃（ “黃金十年”規劃等），核心不外乎上述三個方面。　

　　當前內外部經濟環境急劇變遷形勢下，臺灣經濟要實現新一輪轉型升級，根本還在于做好“兩岸”文章：一方面，利用兩岸在基礎科學研究與應用技術開發方面的各具優長，推進兩岸合作研發、標準定制和品牌共建，服務于兩岸內需市場，進而共同進軍國際市場。與臺灣經濟而言，這意味著新市場的開拓，同時也是通過強化兩岸產業鏈聯結，改變大陸臺資企業以往“兩頭在外”的營運模式，打破“代工生產”的路徑依賴，創造兩岸雙贏的競合發展新格局。另一方面，臺灣服務業升級需要打破島內狹小市場空間的局限，向大陸——臺灣制造業外移的主要集中地延伸，通過擴大對大陸服務貿易，拓展大陸市場，可以為臺灣服務業高質化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做好“兩岸”文章，核心在于推進兩岸經濟一體化，包括制度性一體化和功能性一體化，關鍵則是落實兩岸資本及其他生產要素依托產業鏈整合，實現優化配置，要求兩岸在強化頂層設計、建構兩岸經貿資源流通的制度化通道、實現兩岸營商環境對接的同時，著力打造兩岸經濟合作的微觀基礎，推進兩岸企業網絡對接。惟此，才能真正使臺灣經濟依托大陸市場重拾活力、再現繁榮。（石正方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