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lián)合報》21日社論說，抗戰(zhàn)期間，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時任德國西門子公司駐華代表的商人拉貝，與金陵女大教務主任魏特琳等外籍人士，共同創(chuàng)立了國際安全區(qū)，一時涌入25萬人避難。日軍在南京城內燒殺奸淫，多次要求進入安全區(qū)搜索；拉貝等人飽遭恐嚇及暴力相向，但仍堅持庇護絕大多數(shù)難民度過最恐怖的冬天。

　　拉貝與魏特琳拯救千萬生靈，拉貝翌年奉召回國，遭到蓋世太保警告，不得張揚南京大屠殺真相；戰(zhàn)后因曾為納粹黨員身分不得工作，生活陷入絕境，靠宋美齡濟助及中國民間捐款勉強度過晚年。魏特琳則因目睹太多血腥殘暴精神受創(chuàng)，返美休養(yǎng)仍無法擺脫心力交瘁，于1941年自殺。但人們并沒有忘記這些人的高貴情操，馬英九上周明令褒揚拉貝與魏特琳，并邀請其后人來臺受獎。抗戰(zhàn)期間，在華外國人仗義救人的例子不止一端。當年河北濮陽縣淪陷，日軍進城燒殺，德裔匈牙利籍的神父隆其化張開雙臂擋在教堂門口，士兵刺刀抵在胸前亦不為所動。日軍被神父的勇氣懾服，教堂內5000名婦孺因而保住性命。

　　拉貝、魏特琳與隆其化都是外國人，拉貝與隆其化的祖國屬軸心陣營，拉貝更是納粹黨員。就國家利益觀點看，他們大可只求自保，不必冒險救助他們根本不認識的中國人；但他們追求的是更高價值的人道精神，勇敢超越了政治與國族的界線。

　　就反課綱運動而言，拉貝等人的故事夠不夠格放進教科書，讓臺灣的孩子們知道？

　　反課綱期間流傳一段話：“從臺灣走出去的每一個青年，都該了解這塊土地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故事，都有權知道所有故事的全貌。”乍聽言之成理，但謬誤是，歷史的中心與認同基準從來不是只談“土地”，而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且不說臺灣多數(shù)居民的先祖來自海峽對岸，社會多數(shù)語言風俗習慣仍屬中華文化；近在眼前的是，對于日益增加的新移民而言，他們是否得滌清對于東南亞原鄉(xiāng)的歷史記憶，才算得上“認同臺灣”？

　　所謂“呈現(xiàn)所有故事全貌”，更是似是而非。19世紀歐洲的歷史主義學派，一度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學”，只要史料搜集完整，即可寫出一部完美的“終極歷史”。實際上，人類活動的紀錄浩瀚如海，不可能完全被記憶抄錄，更沒有一部史學著作可能收納所有史料。史學作品必有“情節(jié)”的取舍，去取之間，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拉貝等人的故事，若就所謂“國民黨史觀”而論，絕對屬于“政治正確”之類；但是，即使在“國立編譯館”時代，卻也不曾將之放入教科書。其原因，不外課本篇幅有限，不可能把所有故事都放進去。至于所謂“課本沒有教”，當不能作為自己懶于求知的藉口。

　　事實上，反課綱運動所強調的部分，幾乎集中于“國民黨”或“中國”的不堪；而對于日本統(tǒng)治，則不假掩飾地揄揚，用字遣詞力求“別讓日本不開心”。所謂本土與鄉(xiāng)土的意義，更被窄化成“仇國民黨”與“仇中”；如此一來，甚至連真正的“臺獨”都不夠格。原因是，若要宣示臺灣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卻對前殖民主孺慕傾倒，豈不自損“國格”？連日本社會的主流意見都承認侵略行為，臺灣部分“遺老”卻致力為日本辯護開脫，又何其錯亂！面對日本的侵略、殖民歷史，如果教科書竟然不能根據(jù)反侵略、反殖民立場嚴正譴責，辨明歷史的是非，這種“教育”，能提供給新一代國民什么樣的人性觀念？

　　早年國民黨的歷史教育，不鼓勵學生培養(yǎng)邏輯、思辨能力，也未突出人道與正義的最高價值；然而，能獨立思考的學生，照樣可以建構不同的認知價值。臺灣早就不是一言堂時代，但許多人卻依舊封閉排他，并未提升至更高的人道史觀以開展人性的視野。這樣的社會看似民主自由，其實只是不斷的動蕩與無盡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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