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前“調(diào)查局長”葉盛茂泄漏洗錢信息給陳水扁家，臺北地方法院以圖利、泄密等罪重判他十年，另將陳水扁、吳淑珍、陳致中及黃睿靚等陳水扁家成員在內(nèi)的七人，移請臺灣檢方偵辦共同“洗錢”和泄密罪嫌。

　　臺媒《聯(lián)合報》今天發(fā)表社論說，臺灣“法務部調(diào)查局局長”，可謂是打擊貪瀆及經(jīng)濟犯罪最重要的領導，竟以泄漏犯罪信息給具有嫌犯身分的臺灣地區(qū)領導人，而遭判處重刑，實在是臺灣的恥辱，“司法”的悲哀。

　　此案在構成何種犯罪、處理程序，乃至與臺灣“特偵組”偵辦中的陳水扁家犯罪的關聯(lián)性、以及審判應觸及的深度等各方面，或有仁智之見；但判決中呈現(xiàn)出來的葉盛茂和陳水扁家的犯罪行為，特別是“調(diào)查局長”在政治權力體系中種種丑態(tài)，卻是彰明昭著，無可爭議。此案誠是臺灣“司法”界的奇恥大辱，應可喚起全體檢調(diào)人員自我警惕，而成為“司法”風氣與體制革新的起點。

　　判決中指出，早在2006年12月間，葉盛茂就已經(jīng)將調(diào)查局獲得的陳水扁家海外“洗錢”的信息通知陳水扁；而當年十一月間，吳淑珍已經(jīng)因為“公務機要費”弊案被起訴，陳水扁也成了“潛在被告”。在此情況下，葉盛茂身為“調(diào)查局長”，豈能推稱不知道泄漏信息的嚴重性？葉盛茂辯稱，他是向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報告情資云云；言下之意，這是一種“效忠”行為。法院對此僅以一句“顯不可采”加以駁斥，未予深論。然而，這正是葉盛茂和許多公務員觀念偏差的關鍵所在，必須辨明。

　　葉盛茂和其他公務員一樣，其效忠對象應是法規(guī)，行政官員在執(zhí)行職務時，固然須奉行上級之命令；但當任何人有違法之嫌時，那怕是“總統(tǒng)”，都是“執(zhí)法”的對象，不能與效忠混為一談。因此，葉盛茂獲得陳水扁家“洗錢”信息后，本應就陳水扁可能涉及犯罪的部分，依法展開調(diào)查；而另就陳水扁依然擔任領導人執(zhí)行職務的其他部分，仍然聽命于他。葉盛茂混亂了這個分際，遂有“向嫌犯陳水扁報告陳水扁家‘洗錢’信息”是“向領導報告情資”的錯誤認知。

　　社論說，判決也認定臺灣“調(diào)查局”查緝中的花蓮三棧溪案，葉盛茂同樣泄漏給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這又如何以“效忠”自解？葉盛茂的行為，明顯地是以政治權力體系里的仆從自居，背叛職責，出賣節(jié)操，以偵查機密當作政治進獻，來換取當權者的照應。葉盛茂豈仍有臉以“效忠”自辯？

　　社論說，陳水扁家接獲葉盛茂的報告和私自交付的公文后，陳水扁查知還有一筆美金一百九十余萬元的海外款項未被凍結，隨即展開行動，匯款給吳澧培。法院認為，這筆錢根本不是什么“臺獨建國”基金，并認為吳及陳水扁家成員亦是共犯，一并告發(fā)移請檢方偵辦。這部分，“特偵組”已經(jīng)偵辦在案，將來“特偵組”的看法是否與本判決相同尚未可知；但由判決所顯現(xiàn)，陳水扁家是在發(fā)覺犯行已經(jīng)到了紙包不住火的地步，方始緊急匯款，并謊稱是“臺獨建國”基金。這種辯解的可信度如何，可想而知。而葉盛茂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縱然算不算圖利陳水扁家或有法律上的爭議，但事實上他幫了陳水扁家大忙，恐怕是無可爭議的。

　　社論最后說，葉盛茂被判重刑，他一定會上訴。或許“上級法院”另有看法；但是，葉盛茂以臺當局“調(diào)查局長”的身分，將“第一家庭”可能涉及犯罪的信息和公文交給陳水扁，則屬確定的事實，誠是司法之恥；而又因葉盛茂之泄密，后來導致陳水扁挾持“大選”，災難迄仍方興未艾，則葉盛茂更是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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