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318太陽花學運滿3年，民進黨重回執(zhí)政、時代力量黨崛起、國民黨崩盤式挫敗，猶未見復原契機。除了政黨版圖的大挪移，這場社會運動為臺灣未來的民主發(fā)展，留下了哪些痕跡與啟示？臺灣將如何走21世紀的道路？

　　臺灣《中國時報》19日社論指出：這場運動是臺灣政治民粹化的高峰，第一個影響，是造成今日民主體系運作許多困難。民主制度的最大優(yōu)點在能以最平和的方式，處理爭議與權力的輪替，把過去以暴力方式解決爭議的“比拳頭”政治權力邏輯，轉(zhuǎn)變?yōu)檩^為和平的“數(shù)人頭”，大幅降低社會的溝通成本及權力輪替時的沖突成本。太陽花運動卻打破了民主尊重的底線，讓反對當局政策的人，可以憑一己好惡，以“公民不服從”否定民主投票選出的馬當局。

　　這激化了不同政治立場者的對立，形成一種“你可以否定我投票選出的政府”，那么“我也可以否定你投票選出的政府”，臺當局威信受到根本性的斲喪。以淡江大橋三度流標為例，除了原物料價格、工程技術的困難之外，更重要的是，面對愈來愈多的抗爭，臺當局原本依法可擁有的公權力已受傷，不再是廠商合法權利的后盾，使參與公共工程的風險大增。

　　第二個影響，兩岸關系全面停擺與退縮。太陽花運動的核心動力是政治人物鼓動的“恐中”與“反中”情緒，情緒之火助燃了政黨輪替，也幾乎燒盡國民黨政治資本。但大火并沒有隨學運落幕而結(jié)束。318學運首先宣告了服貿(mào)、貨貿(mào)等制度化經(jīng)濟合作協(xié)議的死亡。臺灣長年因為國際經(jīng)濟情勢轉(zhuǎn)變、大陸崛起等因素造成的邊緣化困境，原本國民黨希望透過正常化與制度化的兩岸經(jīng)濟合作，運用兩岸同文同種的優(yōu)勢，分享中國大陸崛起紅利，此一突困布局，因為318學運而破局。

　　比經(jīng)濟層面影響更深遠的則是兩岸民間情感的裂痕。太陽花學運在臺灣煽起“反中”情緒，也對應地撩起了大陸民眾的情緒，過去大陸民眾稱頌的“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現(xiàn)在網(wǎng)絡上，對臺灣社會不友善的言論聲量很多時候已壓過了友善的聲音。

　　第三個影響，則是宣告“發(fā)夾彎”時代來臨，揭穿了政治權算的假面，讓社會看見，哪些人是“以政治手段達成社運目的”，哪些人又是“以社運手段達成政治目的”。全面執(zhí)政后，民進黨當局及蔡英文儼然成為了“發(fā)夾彎”的代名詞，“兩岸協(xié)議監(jiān)督條例”是太陽花學運的主訴求，民進黨當時高調(diào)附和，上臺后漸漸不談，反倒是當年協(xié)助制定民間版草案的學者，疾呼“立法院”盡速審議，不要“背棄318運動的訴求”。其理由之一竟是擔心民進黨有一天會和國民黨一樣，開大門與大陸廣簽各項協(xié)議，也算是318另類的黑色諷刺。

　　另一個發(fā)夾彎現(xiàn)形記，發(fā)生在拆遷議題上，太陽花運動能量的濫觴，可以追溯到2012年的文林苑事件與2013年的大埔征收案，都是以群眾的力量，去反對政府的合法征收。但同樣情景移轉(zhuǎn)到賴清德的“南鐵征收”、高雄果菜市場面臨強拆時，原本站在巢運同一陣列的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后，一連串與建商同鼻孔出氣的偷拆爭議發(fā)生。在文林苑、大埔征收慷慨激昂、高喊“今天拆王家、明天拆你家”的“覺醒青年”們消失了；過去站出來聲援的王丹等所謂大陸民主派人士低調(diào)了；林飛帆、陳為廷等“太陽花神”沉默了，陳為廷更因性騷舊案曝光，成了鄉(xiāng)民笑柄。這些雙重標準，顯示的是，對于太陽花運動時占據(jù)媒體版面的領導者，社會運動只是工具，背后其實是政治目的。

　　318學運強調(diào)了貧富差距擴大、青年低薪及高房價壓迫等問題，年輕人因為臺當局沒有能力處理而憤怒，國民黨當局無能回應、無力處理，因而下臺，但同樣的憤怒，現(xiàn)在換民進黨當局要來面對。318學運讓憤怒浮上臺面的同時，也拆穿了社會和諧于既得利益階級的國王新衣，迫使臺當局與社會集體，必須認真面對“青年世代的憤怒”。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318大水在2016年沉了國民黨的船，載了民進黨的舟，同樣的，2020年如果民進黨不能對這些真憤怒，做出真回應與真解決，今日之載，也可能是明日之覆。島內(nèi)“朝野”都應該認清，3周年的此刻，當然要檢討過去，更重要的應是如何面對太陽花肆虐后的現(xiàn)狀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