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東方戰場，思想上的戰爭硝煙未散——關于遏制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思考

　　引子

　　二戰是人類歷史上代價最慘重的戰爭。戰火中到底失去了多少生命？有五千萬說，也有六至七千萬說，至今聯合國仍然沒有統一的答案。然而，聯合國把一句話刻在了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的石碑上，鄭重地提醒人類，千萬不要忘記“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

　　今天，當我們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追悼那些為抗擊法西斯和軍國主義而犧牲的先烈時，同時不能不深刻反省：點燃人類戰火的法西斯和軍國主義幽靈，是否還在世界的上空徘徊？不能不追問：今天在思想上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我們面臨著一場怎樣的輸不起的戰爭？

　　忘記，不僅是對和平正義的褻瀆與背叛，也是對歷史罪惡的喪失警惕。關于牢記與“被忘記”的較量，歸根到底，是正義與罪惡，和平與戰爭的較量。

　　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二戰中的日本軍國主義與西方法西斯本是同根生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鼻祖”，這兩個截然對立的稱謂，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其實說的是同一個人——福澤諭吉。

　　1885年3月16日，辦學塾的福澤諭吉，寫了一篇短文，發表在日本《時事新報》上。篇幅雖然不長，但卻對日本社會影響久遠。至今福澤諭吉的頭像，仍印在一萬元面值的日鈔上。

　　這篇短文后來被取了個“響亮”的名字——《脫亞論》。“對待支那、朝鮮，沒有必要因其為鄰邦而有所顧慮，而應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文中從頭至尾，都彌漫著對亞洲文明的種族蔑視，充斥著對西方列強的擴張崇拜。

　　其實，福澤諭吉還對中國有這樣的描述：“支那是天興的富國，大河直通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銀銅鐵，礦脈歷然，沃野千里，可謂東方田園。”

　　蔑視與覬覦，構成了近代日本對華的復雜心理。而當這種侵略擴張思想，走出書齋和報章，向日本全社會蔓延后，日本軍國主義的系統理論和實施方略，也就日漸面目猙獰。

　　1894年的甲午戰爭，成為日本軍國主義野心的一次賭博式嘗試。隨著《馬關條約》的簽署，日本得到兩億五千萬兩白銀的戰爭賠款，超過日本全國四年的財政收入總和。一名日本財政官員驚嘆：“在此之前，從未讀到數萬萬的大數字。”而這筆“朝野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又激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更大的侵略野心。

　　甲午戰爭結束后，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不僅沒有停，而且對準中國，保持高速運轉。其所獲得的戰爭賠款，相當一部分用在全面侵華戰爭的各項準備上。不僅如此，日本軍國主義在思想煽動和社會動員上，更是一刻也未曾放松給全面侵華戰爭“蓄勢”“加油”。

　　極力鼓吹“種族優越論”，把日本描述成“神國”，叫囂“大和民族最優秀”，將侵略戰爭美化成優等民族對劣等民族的“解放”。

　　極力鼓吹“侵略擴張論”，為軍國主義分子窮兵黷武提供理論依據。1919年，法西斯思想代表人物北一輝，在日本第一部法西斯主義綱領《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中宣稱，“要奪取中國滿蒙、蘇聯遠東的西伯利亞，還有英屬澳大利亞等領域，從而建立一個使后世史家嘆賞的黃人羅馬帝國。”

　　極力鼓吹“極權主義論”，以舉國之力進行法西斯思想灌輸。日本政府專門拿出甲午戰爭賠款的一成，用于國民學校建設，讓學生接受大量宣揚軍國主義內容的教育。《日本有能力主宰亞洲》等法西斯書籍，也被列為日本大中學生的必讀教科書。

　　軍國主義思想的持續灌輸，使得當時絕大多數日本人喪失了獨立思考，對法西斯政治的危害毫無警惕，造就了日后侵略中國的大量狂熱戰爭信徒。

　　普通民眾對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高度盲從，被日本學者吉見義明稱為“草根法西斯主義”。這種以“教育”來推動的極端社會思潮，與第三帝國時期普通德國人對希特勒政權的頂禮膜拜簡直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童年里所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洗腦教育。”83歲的日本反戰導演山田火砂子出生在戰爭年代，她感慨地說，“以舉國之力制造的思想謊言，當時的我們是不可能識破的。”

　　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反人類、反文明的法西斯思想，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與西方法西斯孽生、膨脹，最終為禍世界的共同思想“臍帶”。

　　1936年至1937年間，對歐亞大陸各懷野心，而又擁有高度相似法西斯思想基因的德意日，建立起國際法西斯政治聯盟，開始了為禍人類文明的罪惡腳步。從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到德國法西斯制造的令人發指的奧斯維辛“人間地獄”，在東西方兩個戰場上，本是同根生的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對人類犯下了驚人相似的滔天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