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漫畫/趙斌

　　國家版權局日前發布《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的修訂征求意見稿，以代替1999年版《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對于以寫作為生的人來說，這是一份遲來的報酬許諾。意見稿中所有關鍵條款都有不同程序提升，但是，在當前日趨市場化的文化生產工業中的實際作用還有待觀察。

　　有《著作權法》的國家和地區很多，但是對報酬的上下限（特別是上限）有如此詳細規定的國家和地區恐怕不多。一句話，在一個以合同為中心的商業社會中，只要不違背國家的根本大規，那么，寫多少字、給多少錢，全是合作各方協商的產物。而這一結果，說到底，乃是取決于供需關系的狀態。

　　據我所知，在近20多年的中國新世代文化大潮中，各種“報酬辦法”大多失去了實際的約束力。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當國際流行的現代消費文化在中國初起之時，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此類標準便漸漸淡出。此后，隨著暢銷書排行榜的興起，那些吸金的中外作家收入早已突破了“辦法”的天花板，而且，水漲船高至今日。就是這樣，出版機構還是趨之若鶩，笑臉迎上。它們當然不是受虐狂，它們要么覺得還有錢賺，要么可以掙回形象和名聲。總之，東邊不亮西邊亮，通算大盤，對他們來說也許還合算。這是說上限。至于下限，你可以問問出版社，用1999年的老標準，是否可以組到優質稿源。答案是否定。

　　因此，較之舊“辦法”，盡管新“辦法”有所提升，也大多不能反映真實需求。真有出版方拿著上限標準要求暢銷書作家嗎？或者，用舊標準可以約到保證質量、具有市場銷力的作品嗎？當然不。用最低標準約稿，最后傷害的可能是出版社本身。

　　但是，新辦法在這個時代節點上推出，仍然非常必要。比如，我注意到，關于翻譯作品的稿酬從過去的每千字20至80元升至80元至300元。這個價格區間有助于促進國內引進版圖書譯文質量的提升。在目前翻譯作品不算科研成果的文化工業框架下，稿酬成為唯一杠桿。前兩天，聽一位出版人講，他們要出版一位90多歲翻譯界泰斗的譯作，每千字只120元，而且在業內還算高的。作為出版人，我知道那本書如果運作得好，可以成為像《窗邊的小豆豆》一樣的暢銷書，這點稿費之于那么好的譯文，實在是太低了。現在，圖書譯者難找，哪怕是大語種的，特別是年輕人都不愿意做這行。覺悟和愛好總不是長久之計，“80元至300元”的標準應該能吸引一些優秀的譯者。

　　還有，我自始至終地認為，在中國基層的文化創造者差不多都處于弱勢。因為從根本來說，文化生產體制國有制造就了絕對壟斷者。對于沒有成名的作者特別是年輕作者來說，他們除非才華出眾，否則沒有議價能力。此次征求意見稿中原創作品的基本稿酬擬由原來的千字30元到100元提升為千字100元到500元。因此，雖然下限早已無效，但是，上限無論如何也是討價還價的砝碼。

　　不過，事情還要兩面看。我記得，在前年的“百度文庫”事件中，大社雖然說不，但是一些小社和小作者還是愿意參與的。為什么？后者要的是傳播和影響。因此，此次對網絡作品和轉載報酬的規定，不過是成名者的福音，對于非著名作者的效果則不容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