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國電影市場的人都知道，國慶這樣的長假，國外大片是不能進入院線的。喧囂擾攘中，《黃金時代》以其題材的深邃澄幽、敘述的冗長克制在一眾國產影片中顯得格格不入，在這個國慶，它給人帶來了片刻的寧靜與思索。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去梳理民國文壇錯綜復雜的糾葛，于是乎，票房慘淡也屬情理之中。

　　影片圍繞著蕭紅的三段感情展開，其實，核心只有和蕭軍的這段。被汪恩甲遺棄，是為了遇見蕭軍，與端木蕻良結合，某種程度上是對蕭軍愛的延續。片中，蕭紅自述：與蕭軍分開，是一個問題的結束，而與端木結合，則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筆者更愿意把這句話改成：與蕭軍分手，是問題表面的結束，與端木結合，則是問題的深層展開。蕭紅、蕭軍這對民國文壇伉儷，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堪稱傳奇。一個在最好的年華，含恨放下了筆，離開人世；另一個則伴著風云際會，老來借回憶對方打發余生，壽終正寢。

　　影片太過注重蕭紅的情感變幻與傳奇經歷，而忽略了其個人遭際與文學創作的互文關系。簡言之，影片對蕭紅的文學天賦，特別是其強悍的苦難感受力，語焉不詳。魯迅、胡風、蔣錫金等人浮于表面的溢美之詞，根本無力說明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年輕弱女子何以能夠寫出《生死場》這樣的杰作！導演和編劇可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特意給了一個鏡頭：蕭紅凝視一個老頭拉車費力前行，久久不忍離去。魯迅為《生死場》寫的序中有這樣一段話：“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鮮艷。”如果這個鏡頭就是魯迅所說的“細致的觀察”與“越軌的筆致”，也未免太過蒼白，更何況片中這樣的鏡頭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黃金時代》對于蕭紅旅日期間致信蕭軍，所自詡的“黃金時代”的理解太過狹隘，浮于那紅塵來去一場空的情感糾葛。如此看來，影片改名為《蕭紅情史》或許更為妥帖。

　　就個人的情感生活而言，蕭紅算得上離經叛道，對待感情的方式也偏幼稚。這是女性天性中對意識形態的抗拒。在蕭紅生下第一個孩子后，為了迫不及待地和蕭軍在一起，義無反顧地將孩子送予他人。多年后，在《棄兒》中，蕭紅依舊毫無悔意。可以想見，蕭紅的教養中極度匱乏愛的體驗，這與其從小被壓迫、被侮辱的生存環境有莫大的關系，日后的病態也皆源于此。反抗，反抗的異化，這一切都源自歷經千年的父權壓迫與宗族秩序，而蕭紅所處的時代賦予了她走出反抗這一步的勇氣，只是她的代價太過慘重，傷痕累累及至英年早逝。而這些，都沒有被影片充足表達。

　　單靠一部電影肯定無法展現真實世界中的蕭紅。歷史塵封久已，故人早已老去。真實世界中的蕭紅也因之永遠無法還原。走出電影院，拿起她的作品，便是最好的紀念。而德國漢學家顧彬的評語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她的名聲姍姍來遲。她在中國文學史上所占據的巨大分量只是在現在才清楚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批判的眼光卻讓那時代一些當時被叫好的作品和強勢作家不可挽回地沒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