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證幼兒園孩子免于針刺的恐懼？

　　這幾天，宜賓市民丁女士很郁悶，她發(fā)現(xiàn)正在上幼稚園的女兒背部有一個被針刺的“田”字血痕，經(jīng)詢問，孩子說是幼稚園的老師刺的。（8月16日《華西都市報》）

　　古有岳母刺字“精忠報國”，今有幼師刺“田”字于幼童脊背。岳母刺字是為了勉勵其孩子忠心國家，幼師向孩子刺字只因幼童“不聽話”。雖然現(xiàn)在事件真相撲朔迷離，并無定論。但孩子身上那一個顯而易見的“田”字已是鐵定事實，深深刺痛著你我的神經(jīng)。

　　西哲言，沒有人會懷疑孩子的語言，因為他們是真正的天使。面對孩子的哭訴，幼兒園周老師卻表示“只是拿針嚇唬過孩子”。成人口中的“嚇唬”凝結成孩子身上的傷疤，是非論斷涇渭分明。當務之急應是園方積極協(xié)助孩子治療，配合警方調(diào)查。可是，就算孩子身上的“田”字消弭了，誰又能保證其心里被刺的“田”字也會痊愈？介于此，我不禁要問，誰來保證幼兒園孩子免于針刺的恐懼？

　　首先看法律的保障。關于幼兒的保護，我國有一套成形的法律網(wǎng)絡。《未成年人保護法》和新近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都對于孩子（幼兒）的保護措施條款分明，清晰可見。然而，法律之所以在此屢遭坎坷，是因為法律威嚴的外衣下總有執(zhí)行疲軟的苦楚，加之一些幼師的法制觀念異常淡薄，對幼兒的生命健康并未保有一顆愛護和敬畏之心。就拿此事件來說，針刺幼童之惡劣，在其他國家可能會遭遇公民強烈維權，幼師因此會獲得重刑，永遠不能重返“講壇”。而在我們這里，這位對幼童刺字的老師可能只會賠償醫(yī)療費用，進行一個公開道歉，進而獲得罰款、拘留等形式的治安處罰。處罰之輕并不能倒逼幼師恪守“師德”和人性的底線，進而可能繼續(xù)對幼童實施戕害。

　　在法律保障之外，我們更應看到社會心理救濟機制的殘缺。幼師之所以選擇對幼童刺字，主要是因為其自身心理健康和情緒排泄通道阻塞，加之對幼童實施侵害的社會成本低，不免鋌而走險，從侵犯幼童中獲得變態(tài)“快感”。幼童被幼師侵害固然可憎，然其背后若隱若現(xiàn)的社會心理救助機制的“患病”，關注幼師生活狀況“陽光”的遮擋難辭其咎。如果幼師的心理狀態(tài)和情緒表達能夠得到及時傾聽和排解，這樣的悲劇或許就能及時化解。

　　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曾指出，人有免于恐懼的自由。對于幼兒來講，免于恐懼更值得追求和把握。因為古希臘哲學家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過：“時間是個玩跳棋的幼童，王權執(zhí)掌在幼童手中。”當“執(zhí)掌王權”的幼童遭受針刺的恐懼，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多少值得奢求的美好？因此，除了法律的嚴厲警戒和懲罰之外，我們也應關注到每一個“為人師表”的幼師，盡快建立更完備、更人性化的社會心理傾訴、救濟機制。只有如此多角度，多端口的連結和考量，才能真正為幼童構筑免于恐懼的自由空間。

　　誰來保證幼兒園孩子免于針刺的恐懼？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號，更應成為國家和每一個有責任心的公民思量和參與構建的話題。（網(wǎng)友：李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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