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被轟下臺亟需澄清的幾個問題

　　昨天晚上，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里上演了一場大師云集的昆曲盛宴，廳堂版《牡丹亭》的出品方皇家糧倉邀請了張繼青、汪世瑜、石小梅等昆曲大家到場。精湛演出獲得了觀眾持久的掌聲，但演出結束的時候卻出現了意外插曲。主辦方皇家糧倉邀請北師大教授于丹上臺做最后總結發(fā)言，卻遭遇現場許多觀眾高呼“下去、下去”的質疑，于丹不得已尷尬離場。(11月18日 中廣網)

　　于丹被轟下臺，黯然離場的現狀沒有真實看到。但是，作為北大講壇上的任何一名人都應該得到尊重，即她應該有發(fā)言的權利，如果連發(fā)言的權利都被剝奪的話，真的是說明，被轟下臺的不是于丹，而是北大的學生。其實，從于丹的迅速躥紅到今天被轟下臺，捧紅她的人是誰，轟下她的人又是誰，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體驗人生的交替到底應該感受到些什么呢？其實，在這之前，對于于丹被轟下臺有幾個問題急需要澄清。

　　問題之一：于丹有資格談論昆曲嗎？

　　其實，這應該從于丹有資格談論《論語》談起。于丹，原本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人物。如她這樣的人在中國可謂不計其數，而《論語》作為圣賢書，原本是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但是，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觀點，任何人都有資格談論《論語》，那叫做“詩無達詁”。可見，于丹是有資格談論《論語》的，同樣，她也是有資格談論昆曲的。但是，懂不不懂要有一個界限，不能說，“學術明星”一旦成名之后就可以談論任何事情，成為公眾的向導，這明顯是錯誤的。

　　可以說，于丹是有資格談論昆曲的，但是不能想談論什么就談論什么，更不能自以為是地談論。因為任何人的知識存量都是有限的，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在山東大學演講的時候，曾經被稱之為“一問三不知”。但是，這絲毫不影響他的知名度和研究領域的權威性。然而，諸如于丹這樣的“學術明星”卻是從解讀《論語》開始的，可謂靠《論語》起家，但是，不能夠任何領域都涉及，更不能在任何領域都希望樹立自己的權威，代表大多數的觀點，在昆曲上尤其如此。

　　問題之二：學生有權利將于丹轟下臺嗎？

　　在這件事情中，很多人為學生的行為喝彩。我卻高興不起來。因為既然站在講壇上，那就是一個人的角色，無論其觀點正確還是錯誤。學生們都可以反駁，甚至唇槍舌戰(zhàn)都是可以的，這都是在理論爭吵的范圍之內，未可厚非。然而，如果學生將演講者或者嘉賓轟下臺，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有理由可以闡述自己的理由，有事實可以講述自己的事實。但是，不能如此不尊重演講者的付出，無論這種付出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果學生認為其講述的內容狗屁不是，也可以當面罵娘，這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趕下臺的做法直接讓人聯想到文革時代的武斗場面，這種思維根深蒂固。

　　不久前，司馬南在海南大學演講的時候被扔鞋子。這也是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但是扔鞋子和轟下臺都是不文明和不成熟的表現，也是沒有素質和修養(yǎng)的表現。作為北京大學的學生應該有著對于事物本身的評判眼光，不能夠陷入集體主義的情緒中成為一個烏合之眾的成員。所以，將于丹轟下臺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這是鼓勵暴力的方式，也是對于浮躁社會的我們雪上加霜的形式。當于丹總結完，可以與其辯論，爭出一個高低來，才是真的學子水品，其他的方式不僅不可取，反而是一種文革式的余孽，蠢蠢欲動。

　　問題三：為什么紅起來的是于丹？

　　百家講壇捧紅了于丹，也捧紅了幾個快節(jié)奏中的“學術明星”，他們是快餐式的，“心靈雞湯”式的。然而，人一旦成為明星之后，往往開始推斷其背后的背景和后臺，這是國人的慣常思維模式。于丹的父親于廉是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曾任萬里的秘書，中國書局副總經理。這也成為人們廣為猜疑的地方，但是，于丹的紅，到底是有沒有其父親的關系呢？自然是擺脫不了干系的，而且很多書籍都是從中華書局出版的，這就更增加了公共猜疑的成分。

　　其實，于丹在成名之前，基本上無人知道。然而，他的上升速度讓人覺得太不可思議，這固然離不開其父親的蔭蔽。當然也有著我們整個社會自身的因素，那就是浮躁的氣氛造就了于丹，只要你敢上臺，只要你敢講出一個看上去很美的理想社會，尤其偉大的理想和抱負，但這樣的講述卻完全不能觸及現實的矛盾。于是，你就成功了。而于丹的《論語心得》正好是一劑“心靈雞湯”，在國人的現實傷痛上輕輕揉搓一番，當時感覺很美好，瞬間就會變得麻木。

　　于丹的《論語心得》似乎更希望現實中的人們將自己的心理放寬，而不去觸及制度的變遷和現實的矛盾，只是在自己建立的理想國中徘徊。對于未來的暢想固然美好，但是，現實的困境卻無法逾越。這正是于丹式安慰國人的方式所以成功的秘訣，先給你吃一劑迷魂藥，猶如一顆鴉片，享受著暫時的快感，傷病卻永遠不會接觸。而她趁機卻能獲得商業(yè)的收益，登上中國作家富豪榜。

　　問題四：于丹被捧又被哄在折射什么？

　　于丹的遭遇，不難想到不久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這無疑都是中國人自己造的騙子在騙中國人而已。加藤嘉一的學歷是假的，我們事后才知道，即使知道了，北大還是照樣錄取。于丹能夠解讀《論語》，任何人都能解讀《論語》，唯獨是她成為了我們的“學術超女”，在我們眼前招搖撞騙。這不能說明別的，只能說明我們精神世界的極度空虛和無法擺脫現實困境的暫時寄托。

　　當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中沒有任何寄托的時候，盡管物質會變得豐腴，但是這種空虛會讓我們造神，并且能夠將這種希望寄托于一個人的身上，比如對于劉翔的期待，比如對于莫言的期待，我們期待劉翔能夠獲得110米欄的冠軍，也希望莫言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們并不能代表我們。即使他們獲得了，我們還需要過平常人的生活，并不能夠由于他們的獲得而改變我們的時世界。于是，在這樣的境況下，我們總是希望別人幫助我們什么，那些不痛不癢的偶像便被制造出來，成為個人崇拜的工具，我們曾經受到過個人崇拜的傷痕無限，但是，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夠牢記著其中的根源是什么。

　　于丹被捧紅的是我們自己，于丹被轟下臺的也是我們自己。人們只有在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時候才能將這樣的希望寄托于別人的身上，這本身展示和折射的乃是我們的“心理陽痿”，不僅文化上不自信，在生活上也不自信，而這種心態(tài)也成就了我們周圍浮躁的社會環(huán)境，沒有人能夠靜下來做點事情，因為一旦靜下來就會被遺忘，于是，只能陷入拼命制造偶像的過程中去不能自拔。 （中國臺灣網網友 王傳言）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臺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