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再獲獎帶給中國電影的思考

　　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于北京時間2月25日上午(美國當地時間2月24日下午)在好萊塢杜比劇院舉行。現場，李安憑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獲得最佳導演獎。（2月25日 中新網）

　　顯然，這不是李安第一次獲此殊榮。早在2006年的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李安憑借《斷背山》獲得了最佳導演獎，成為華裔影人在奧斯卡獎上取得的最高成就。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華裔”二字，其言外之意很明顯，中國人以及中國電影似乎難以躋身奧斯卡的殿堂之上。從當年張藝謀、陳凱歌等人的沖鋒陷陣看，最終的結局是慘遭失敗。從《斷背山》到《少年派》，最佳導演的兩次殊榮皆可以被李安收入囊中。為何國內導演不能，為何國內電影不行呢？

　　僅僅從2012年的中國電影市場看，國內電影半壁江山的份額已經岌岌可危，好萊塢大片的侵襲將中國電影擊敗已經是現實。于是，出現了所謂的抱團抗好萊塢的局面，但結局仍舊是苦不堪言。因為所謂的抱團抗塢不過是一時間的綁架愛國的游戲罷了。既不能引發電影發展的長效機制，更不能為國產電影的走出亞洲、沖擊世界奠定必要的基礎。而一味的模仿似乎也遠非國產電影的出路，除了創新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然而，創新的短板很明顯，那就是電影的審查制度的約束。

　　其實，說白了就是國產電影面臨著后繼乏力。后繼無人的“短板”，盡管在數量上和票房上占據了明顯的優勢，但是，其病根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早在2011年12月15日《電影促進法》(征求意見稿)發布，對于如何繁榮中國的電影市場，指導電影創作可謂重頭戲，也是最高法則。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對于電影產業的繁榮僅僅靠一部法律是遠遠不夠的，對于其“短板”的解決也是遠遠不夠的。其實，國產電影應該堅持走自己的路，走民族的路，創新的路，而不是一味去迎合西方文化和票房。

　　國產電影曾經有過輝煌的探索時代，第五代導演的問世開啟了思想性探索的歷程。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等導演的作品，如《紅高粱》、《活著》、《黃土地》等無不是國產電影的巔峰之作，再往前回溯。謝晉、費穆、吳天明等導演也拍攝出了《芙蓉鎮》、《小城之春》、《老井》等經典之作。但是，這樣的時代似乎一去不復返了，因為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西方大片的引入，國產影片在強勢的攻擊下漸漸敗下陣來，一時間失去了創作和創新的方向。

　　從《英雄》開始，國產電影興起一股子“大片熱”。《無極》、《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等等，如今看來可謂垃圾一片，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僅僅是曇花一現。到了歲末，興起的“賀歲片熱”也成為一種景觀，但是在眾多的賀歲片中熱點僅僅是票房和制作，與思想性和生活性距離很遠很遠，觀眾很多，思想太差就是賀歲片的根本病癥。而距離真正的自己的路還有很遠的距離。電影創作走自己的路需要貼近生活，挖掘出時代的熱點，今年的片子中眾多的電影根本沒機會進入院線放映，比如《Hello,樹先生》原本是一部不錯的電影，但由于國內院線的有限性，只能在短時間內放映，無疑這也成為制約國產電影發展的有一個“短板”。

　　可以說，除了后繼乏人、缺乏思想性、有限院線熒幕外，另外一個重要的“短板”就是國產電影嚴格的審查制度和未分級制度。由此導致諸多原創性電影和電影人的流失，比如賈樟柯、婁燁、王小帥等導演，無不是“觸線”被禁止拍攝多年。后來，發現他們的電影都在國產電影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小武》、《站臺》、《任逍遙》為代表的家鄉三部曲，《頤和園》、《蘇州河》的深刻性，《青紅》、《左右》代表的糾葛，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國電影原創歷史上具有標桿性的作品，但是，就是這些作品都曾經是“禁片”。而未分級的制度帶來的將是無數“擦邊球”電影的出現，其中，床戲、暴力、性暗示等等因素泥沙俱下，不可分辨。

　　承接這李安電影的模式，中國電影要發展只有盡量破除這些“短板”，那需要的只有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西方的經驗，港臺的經驗僅僅是可資借鑒的因素。真正需要挖掘的乃是屬于民族的大眾的生活的東西，通過電影這種藝術形式表達出來。同時，政府部門尤其是廣電總局需要通力配合，從支持中小成本電影的路子上出發，支持電影形式的多元性，小成本電影，微電影都是電影藝術的表達形式，都應該得到發展的空間。 （中國臺灣網網友 王傳言）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中國臺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