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祖國大陸的積極推動下，在兩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兩岸關系發展的總體格局繼續保持穩定緩和。一方面，祖國大陸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大國外交”卓有成效，使“一個中國”的大格局、大框架愈益穩固；另一方面，祖國大陸積極推進兩岸政治談判進程，使兩岸關系氣氛升溫，海協會與海基會高層政治對話得以實現；但由于臺灣當局無意化解政治僵局推進統一，并繼續采取回避、拖延的政策，因此，兩岸政治關系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展望新的一年，雖然影響兩岸關系的大環境難以發生根本性變化，但是圍繞落實兩會“四點共識”和汪道涵會長訪臺，將成為1999年兩岸良性互動的新起點，為兩岸關系發展帶來新的希望。
　　
　　一、1998年兩岸關系發展情況及特點
　　
　　一年來的兩岸關系發展深受諸多內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既有發展和突破，又存在曲折和隱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大國外交”卓有成效，“一個中國”的大格局、大框架愈趨穩固
　　
　　1998年，大陸政經形勢平穩發展，綜合國力在亞洲金融風暴和百年未遇洪澇災害的嚴峻考驗下繼續穩步增長；社會政治穩定，成功召開了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完成了跨世紀領導班子的部署，并積極推進一系列改革，展現了極大的政治魄力；人民幣幣值穩定，對穩定亞洲經濟和世界經濟作出了積極貢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作為一個和平、合作、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全球的分量加重，影響力增強，從而在處理臺灣問題上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使得“大國外交”和“涉臺外交”卓有成效，國際社會已越來越堅定地執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一年來，中國領導人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大國領導人頻繁往來，美國、歐盟、英國、法國等領導人陸續訪問中國，江澤民主席也先后出訪俄羅斯、日本，參加APEC領導人會議，朱?基總理訪問英、法等國；這些友好密切的互訪不僅深化了雙方的互利合作，更進一步增強了西方對“一個中國”的共識和對臺灣問題敏感性、重要性的認識。中國同美國、俄羅斯、歐盟等大國建立的各種形式的戰略或伙伴關系，有力地牽制了國際反華勢力對臺灣問題的干涉，為兩岸關系朝向統一的健康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國際大環境，臺灣當局在國際上制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空間日益萎縮，“一個中國”的大格局、大框架愈趨穩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6月，克林頓總統訪華和中美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對臺灣問題的解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雖然美國對華雙軌政策的本質并沒有改變，但是中美關系的加強畢竟有利于臺灣問題的解決，美國對臺“三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國際社會產生連鎖示范效應，進一步緊縮了臺灣制造分裂活動的空間。另一方面，克林頓的明確表態也使臺灣各界真正明白美國對臺政策的底線，對臺當局的“獨臺”政策和民進黨的“臺獨”訴求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戳穿了“臺獨”分子編造的“美國會支持臺灣獨立”的謊言，使島內分裂勢力遭受沉重打擊，臺灣公開宣布獨立的危險性進一步降低。
　　
　　盡管如此，臺灣當局并未放棄在國際上的分裂行徑，兩岸在國際上圍繞“一個中國”問題的斗爭依舊復雜激烈。臺當局的分裂活動并未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相反，其“務實外交”四處碰壁，收效甚微；全年共有南非、中非、幾內亞比紹和湯加四國先后同臺灣“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臺僅靠金錢與太平洋小國馬紹爾群島“建交”，勉強保存點面子，其“邦交國”的數量已降至近幾年的最低水平。 
　　
　（二）“汪辜會晤”開啟兩岸政治對話，為兩岸關系發展帶來契機
　　
　　兩岸關系在經過前一階段反“臺獨”、反分裂斗爭之后逐漸趨于緩和，兩岸關系的大局基本穩定。過去的實踐表明，兩會只進行事務性商談而不舉行政治性談判，是徒勞無益的；兩會乃至兩岸面臨的主要癥結是政治問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盡早舉行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的政治談判，這已成為現階段全面推進兩岸關系發展的關鍵。為此，祖國大陸進一步采取務實靈活的措施，積極推動兩岸政治談判的進程。年初，錢其琛副總理呼吁，“首先要就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作出安排”，海協也主動致函海基會歡迎辜振甫來訪；8月，國臺辦負責人又非常務實地提出，可以“進行一切有利于和平統一、有利于發展兩岸關系的政治對話”，作為政治談判及其程序性商談的過渡與準備階段。此后，兩會圍繞辜振甫的大陸行多次函電往來，兩會副秘書長也先后互訪磋商。在島內外日益增大的促談壓力下和出于贏得年底“三合一”選舉的需要，臺當局被迫同意辜振甫赴大陸參訪，但只將這次活動定位為較低的“參訪”層次，從而使辜先生大陸行的實質效果大打折扣。
　　
　　“汪辜會晤”雖然凸現了兩岸根本性的矛盾，形式重于內容，兩岸分歧依舊；但是這一步的確來之不易，從五年來兩岸關系發展的角度看，汪辜之間的艱難握手仍不失為對兩岸關系發展產生指標效果的、有積極意義的事件，同五年前新加坡會談所展現的“歷史性一步”相比，可以稱得上是“可喜的一小步”，必將為兩岸關系下一步的良性互動帶來契機。訪問期間，江總書記和錢副總理分別會見了辜一行，這是兩岸分離49年來，兩岸中國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所進行的最高層級的接觸，這種面對面、坦誠而直率的對話本身即具有實質效果，有助于增進彼此了解，避免誤判，拉近距離。汪辜兩位授權代表所達成的“四點共識”，給冷凝的兩岸關系帶來了解凍加溫的機會，標志著兩會實際上的政治對話已經開始，勢將對兩岸關系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臺當局加緊政策調整，繼續回避、阻撓政治談判，拖以待變
　　
　　一年來，臺灣當局繼續頑固堅持“分裂分治”的立場，但由于島內外大環境對其越來越不利，1998年臺當局對現行大陸政策的策略進行了引人注目的調整。
　　
　　其中最為突出的動向是，臺當局在“主權牌”、“三通牌”和“拒談牌”作用逐步降低失效的情況下，祭出所謂的最后王牌??“民主牌”，將統一與“民主化”掛鉤，以“民主抗拒統一”。臺當局領導人利用各種機會大肆鼓吹“民主統一”和“臺灣經驗”，強調兩岸不是“統獨之爭”，而是“制度之爭”，聲稱“只要大陸實現民主化，什么都好談”，并攻擊“一國兩制缺乏民主性”。臺當局大打“民主牌”的實質是阻撓兩岸統一進程，其用意，一方面是企圖以民主、制度和價值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來迎合和騙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改變“麻煩制造者”的形象，制造與祖國大陸對抗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是以此抵擋和應付島內外的促談壓力，凝聚內部共識，爭取輿論和人心。這張“牌”再一次表明，臺灣當局對實現統一并沒有誠意，仍幻想打這樣或那樣的“牌”拖下去，這是不可能有什么結果的。
　　
　　在兩岸談判問題上，繼續以要求恢復事務性商談的“制度化協商”拖延、回避政治談判。自1997年底以來，臺灣當局有關負責人即不斷表示，希望兩會“恢復商談”、“共同迎春”；但他們在“迎春”的調子下卻又表示反對兩岸商談“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要求恢復的只是事務性商談；此后又拋出內涵含糊曖昧的“建設性對話”。7月，臺“陸委會”主委張京育在“國統會”報告時，將兩岸協商順序劃分為先恢復“定期交流與協商制度”，再協商“關系兩岸人民權益”的“低政治議題”，最后談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定的“高政治議題”。11月，臺高層人士在“大陸工作會議”上宣稱，辜振甫參訪大陸后，“兩岸互動的基本形勢與格局并沒有根本松動與改變的跡象”，兩岸政治談判“時機尚未成熟”、“空間極為有限”，臺當局的真實意圖昭然若揭。與此相對應，一年來臺當局在發展兩岸關系上沒有誠意，繼續采取消極的態度與守勢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