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進黨的政策轉型步履維艱，面臨瓶頸
　　
　　1998年，民進黨為了贏得選舉盡早執政，仍繼續推動許信良等倡導的政黨轉型。年初，該黨舉行建黨以來首次“中國政策研討會”，會議經過激辯達成了“全方位談判”、“強本西進”等四項共識，在兩岸關系上初步形成了較過去務實的政策主張。7月，民進黨在克林頓宣布對臺“三不政策”的巨大沖擊下發表聲明，稱“任何改變臺灣獨立現狀的要求都必須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認可”，“民進黨不會隨意進行公投”；島內輿論評價說，這是民進黨開始把“臺獨公投”轉向“統一公投”的努力痕跡，“隱見臺獨轉型的影子”。在兩岸談判上，民進黨積極謀求參與臺大陸工作的決策與監督，加強對大陸事務的介入，對兩岸談判的態度由過去的反對、排斥轉為有限度的支持。辜振甫赴大陸參訪前，民進黨要求派人參與，并發表聲明表達不反對兩岸談判的立場。在年底選舉挫敗后，該黨內部再次出現修改“臺獨黨綱”的呼聲。
　　
　　雖然如此，由于民進黨權力與發展路線爭議不斷，導致政黨轉型步履維艱，面臨瓶頸。年初的“中國政策”大辯論仍是在不觸動“臺獨黨綱”的前提下進行的，實質上仍是“一中一臺”的政策，陳水扁等黨內實力人物刻意不參加，最后形成的共識也未轉化成黨的政策。7月“林滴娟案”發生后，民進黨臨時中常會一度發表對大陸“全面斷流”的偏激聲明；黨內高層人士林義雄、陳水扁等一直對轉型路線不完全認同，在“公投”問題上趨向激進，使得民進黨的轉型路線始終搖擺不定，并成為該黨年底敗選的重要原因之一。選后，雖然陳水扁放出修改“臺獨黨綱”的風聲，但黨內對此仍然意見紛紛，最后不了了之。一年來的發展表明，民進黨的“臺獨”訴求仍是制約該黨“邁向執政之路”的主要障礙，也是該黨不能獲得島內絕大多數民眾認同支持的主要原因。
　　
　　（五）兩岸經貿、文化、科技等各項交流合作取得新進展
　　
　　5月，祖國大陸召開了中央對臺工作會議，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推動兩岸交流的具體措施，進一步完善各項對臺政策法規，更加注重做臺灣人民工作，有力地推動了兩岸各項交流的發展。一年來，兩岸交流層次提高、領域拓寬，并逐步向深層次、專業化方向發展。新黨參訪團、“海合會”、“和統會”、工商建研會及大學校長訪問團等島內團體先后赴大陸參訪交流。7月，我科技部長朱麗蘭赴臺參加研討會，成為第一位訪臺的祖國大陸現任部長，由此帶動兩岸科技交流的新高潮。兩岸經貿在亞洲金融危機和臺當局“戒急用忍”政策的影響下，仍得到平穩發展。據祖國大陸海關統計，今年1?11月，兩岸貿易總額為182．93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9％，臺商對外投資仍關注大陸地區，據外經貿部統計，1?9月，共批準臺商投資項目2630個，協議金額24．58億美元，實際利用臺資27．33億美元。另據臺“經濟部”統計，1?11月臺商對大陸投資件數及金額分別比上年同期降低6．6％和3．6％，但衰退幅度遠低于臺對外投資尤其是對東南亞等地的投資，祖國大陸仍是臺商對外投資的首選之地。在兩岸交流交往中，一些涉臺事件諸如“寇建民臺商間諜案”、“林滴娟遇害案”、“袁斌劫機案”等并未影響兩岸民間交流的正常發展。
　　
　　二、邁向新世紀的兩岸關系前景展望
　　
　　筆者以為，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的機遇和挑戰面前，兩岸關系發展應該有新的思維、新的作法、新的發展。畢竟，祖國統一問題不能無休止地拖延下去，拖下去不利于民族的騰飛，不利于兩岸同胞的福祉和心愿，只能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化。
　　
　　（一）未來兩岸關系存在隱憂，統一是大勢所趨
　　
　　未來幾年，臺灣局勢發展將處在一個較大的變動時期，兩岸關系的發展存在著一定的變數。島內政局發展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島內2000年“總統”大選引發臺灣當局的權力交接問題；二是李登輝對島內政局控制力進一步減弱，黨內中生代勢力崛起，“后李時代”臺灣當局大陸政策的走向問題；三是民進黨可能上臺執政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可能的變化將使兩岸關系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增加，呈現出緩和中有緊張、交往中有斗爭、曲折中有發展的態勢。
　　但是，過去的實踐已經反復證明，無論島內局勢的變化多么復雜劇烈，祖國大陸始終牢牢把握兩岸關系發展的主導權，祖國大陸實現國家統一的實力、決心和意志是臺灣島內任何勢力謀求分裂目標難以逾越的障礙。就國際因素來說亦是如此，由于美、日均不存在為了臺灣而與中國全面對抗的戰略需要，以及中國日顯重要的大國地位、巨大的市場等因素，因此，國際社會已越來越認同“一個中國”，臺灣當局搞“分裂分治”的活動空間日益萎縮。從長遠的發展趨勢看，形勢比人強，有利于祖國統一的大形勢和若干重要因素正發生著積極的有利變化，將對兩岸關系朝著統一的方向邁進產生重要的作用。
　　
　　　（二）1999年發展穩中有進，政治對話應有進展
　　
　　展望1999年，影響和制約兩岸關系發展的內外因素仍難以發生重大深刻的變化。李登輝仍然掌控島內政局，其所奉行的不想統、不敢獨、“拖以待變、以拖求獨”的溫和中間路線，與目前島內不少民眾主張維持現狀、“促通、促和”的心態有一定程度的共鳴；臺灣當局無意和談，仍將以恢復事務性商談繼續拖延政治談判；在兩岸交流上，會以種種理由限制兩岸關系升溫過高、過快，以避免被動。此外，諸如島內“公投入憲”問題以及有關臺灣加入美、日戰區導彈防御體系（TMD）等問題都可能引發兩岸關系新一輪的緊張，增加兩岸關系發展的變數。因此，在新的一年里，似不應對兩岸關系發展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兩岸對峙對抗的基本格局依舊，政治關系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也難有突破，兩岸在國際上圍繞“一個中國”的斗爭仍將持續。
　　
　　盡管如此，1999年的兩岸關系發展仍將在去年的基礎上逐步加溫，保持相對穩定、小幅前進的運行態勢。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利于兩岸和平統一因素的快速增長和中國大陸卓有成效對臺政策的強力推動；另一方面是因為，1999年島內朝野將圍繞2000年“總統”大選展開激烈的“熱身賽”，兩岸關系將成為焦點議題之一，因此，國、民兩黨均可能在兩岸關系上作出某種姿態；此外，在島內外“促談”、“促通”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臺當局有可能在一些具體的策略作法上作某種松動，如適度放寬對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的限制等等。
　　
　　在業已展開的兩岸政治對話方面，將有可能取得一定進展。積極貫徹落實“汪辜會晤”所達成的“四點共識”和汪道涵會長訪臺將是今年兩岸關系發展的重頭戲。人們有理由期望兩岸兩會在汪辜去年邁出的“可喜一小步”的基礎上再向前跨進一步，使政治對話更富有成效，盡快過渡到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上。筆者以為，兩岸政治對話的議題很多，諸如，21世紀兩岸如何攜手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對話”；目前政治對話應遵循何種原則的“現實對話”；兩岸如何告別歷史悲情迎接新世紀的“歷史對話”；兩岸如何盡早實現直接“三通”的“經貿對話”等等。從過去兩會商談的經驗教訓看，能否使當前的兩岸政治對話取得實質進展，關鍵看臺灣方面的誠意有多大。
　　
　　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和澳門回歸祖國的日子，也是20世紀最后一年。隨著港、澳的順利回歸，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已突出地擺在了中國人民面前，能否把一個穩定、健康、和平的兩岸關系帶入21世紀，取決于兩岸能否盡早開始政治談判。祖國統一時不我待，決不容久拖不決。兩岸惟有盡早攜起手來，才能共同擔當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才能共享華夏民族的繁榮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