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華澳報》18日刊登評論文章指出，第二屆“北京臺研論壇”的主題是“臺灣政局發展與兩岸關系”，共分十四個子題，其中有一道子題是“臺灣意識與‘臺獨’意識剖析”。在大會收到的四十多篇論文中，有八篇是論述這個子題，可見有關“臺灣意識”的議題，已引起了海峽兩岸四地學者專家的高度關注。
文書說，什么是“臺灣意識”？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講師孫兆慧在其論文中指出，“臺灣意識”的內涵根據其所含政治成份的程度可分為兩個層次：其一鄉土意識。在臺灣生長、生活的人，對自己的母社會產生一種依戀之情，進而在意識上要求“認同臺灣，關懷社會”。其二為現實意識。大多數中產階級雖然贊成溫和的政治改革，但他們又都害怕暴力會摧毀他們多年來的努力成果。因而他們在兩岸問題上，一方面反對“臺獨”，反對割裂臺灣與大陸的聯系，因為他們知道“臺獨”行徑只會摧毀他們多年來的努力成果，更深知臺灣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大陸；另一方面又存在“恐共”心理，害怕統一對他們不利，失去現有的利益，所以不主張立即統一，偏向贊成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這種現實意識具有動搖性的特點，既可被“臺獨”利用，也能被中國意識撫慰。
“臺灣意識”是在外來壓迫下產生和不斷強化的，并具有濃厚的鄉土觀念和地域認同感。他們要求當家作主，決定自身命運，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這種要求很容易被混同為尋求獨立的政治訴求。
因此，“臺灣意識”是“臺獨意識”的心理基礎，但兩者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臺灣意識”是“中國意識”在臺灣的具體表現，它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而“臺獨意識”則作為“臺獨”分子實現其政治目的斗爭工具，是與“中國意識”相對抗的一種意識形態，以分裂中華民族為基本內容。為增強欺騙性，“臺獨”勢力利用“臺灣意識”在臺灣社會具有深厚基礎、但缺乏清晰界定的現狀，在“臺灣意識”中灌輸了“臺灣獨立”的政治內容，企圖以“臺灣意識”異化“臺灣意識”。
文章指出，臺灣時事評論家蘭萱則另有一番見解。她認為，“臺灣意識”其實是一個含混籠統、從未經過嚴謹地定義的名詞。隨著臺灣經歷不同的統治階段，有著不同的內涵；在社會認知上，也依學術、藝文、政治、普羅大眾……的社經背景、生活經驗回異，出現不盡相同的理解和詮釋。而“臺獨意識”，則是“建國”為目標，以“住民自決”為手段。“臺獨意識”是在滔滔江河的“臺灣意識”中，思想激進、具政治目的的一條支流。“臺灣意識”不必然導致“臺獨意識”，就如同在大自然的一片土壤中不會只長出一種花朵。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灣文史研究所講師兼副所長宋淑玉則指出，雖然兩岸交流日益向廣度、深度發展，但當今的“臺灣意識”主流的基礎卻不再是“中國意識”。其原因，首先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悲情意識被“臺獨”分子利用來強化臺灣本土意識。其次是兩岸長期的隔離，臺灣人對祖國大陸由陌生、疏離到排斥對立。其三是臺灣青年人的“中國意識”與中華民族感情淡漠。近年來“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在臺灣中非常流行，致使不少臺灣青年在祖國統一問題上，甚至有不管什么“國”，只要對我有利就行，只要有自由就行。受“臺獨”勢力所宣揚的大陸如何貧窮，如何沒有人權的影響，自然使抱有功利主義思想的臺灣青年不愿臺灣統一在一個中國之下。
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前任所長李家泉則認為，目前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臺灣情結”。在有些臺灣同胞看來，清朝政府出賣臺灣，國民黨政府壓迫臺灣，從而產生一種厭惡感和唾棄感，要求重建一個與中國大陸互不隸屬的臺灣政權。但與此相反，在眾多大陸同胞看來，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絕不能把歷史上清朝政治和國民黨政府之所作所為，與中國大陸人民混為一談。
北京臺灣經濟研究會副理事長李鑒指出，在臺灣政客的操弄下，“臺灣意識”由臺灣住民純樸的與生俱來的愛鄉愛土的情感意識，逐漸演變成了廉價的政治標簽并淪為選舉政爭的工具，甚至成為當代“臺獨意識”的護身符。因此，“臺灣意識”在當代臺灣政治領域是個言偽而辯的假命題。而以所謂“愛臺灣”為核心的“臺灣意識”，已逐漸演變成為當前島內藍綠政治勢力之間最大的政治公約數，也成為未來消彌臺灣島內族群矛盾、化解統獨之爭、安定臺灣社會的唯一可行途徑。這是“臺灣意識”的積極因素。但在這種形勢之下，“臺灣意識”可能將會以島內政爭的工具，再逐漸演變為與大陸分庭抗禮、和平對抗統一的“臺灣生命共同體意識”，意圖與“中國意識”對抗或平行。這是“臺灣意識”的消極因素。為了爭取臺灣地區的領導權，藍綠政黨都在爭取“愛臺灣”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祖國大陸以后所面對的可能不僅僅是臺灣執政或在野的政黨，還有以“愛臺灣”為核心的支撐它們政治路線的“臺灣生命共同體”意識。我們不能簡單地將“臺灣意識”等同于“臺獨意識”或將其與“中國意識”相排斥，而應設法將“臺灣意識”包容在“中國意識”之中，將“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相連接，以善意、善言和善行來化解臺灣人民的敵意或疑慮，為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