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明報》發表評論文章說，有些事情，搞政治的身陷在一時之間說不明白、講不清楚的困境里，難免畏首畏尾；但做為小老百姓的我們，卻不能糊里糊涂的人云亦云，跟著被別人煽動起來的風向走。權力的嘴再大，被鼓噪起來的群眾威脅再大，也沒有天大理大。如果臺灣老百姓不能覺悟這一點，那就讓我們等待那更不堪的命運吧！

　　文章指出，對民進黨意識形態稍有理解的就知道“悲情論述”乃是它最核心的環節。所謂“悲情論述”，指的乃是他永遠視自己為善良的弱者，他所欲求的任何東西及目標如果達不到，都是邪惡的別人的欺負。為 了讓這種論述模式具有力量，“愛臺——賣臺”、“臺灣人——非臺灣人”這種切割術就派上了用場。當任何它的企圖無法達成，就是“誦誦欺負臺灣人”。這種 “悲情論述”當它在野時，或許不無可以同情的空間；但當它業已取得政權，成了現實上的強者，這時候它不根據強者的邏輯去負起更多責任，而仍繼續玩著“悲情論述”的游戲，這時候“悲情論述”即成了它推托責任、合理化濫權的憑借。當一個當局可以那么容易就推托掉自己的責任，這樣的當局何必還需要去做任何努力。

　　民進黨的“悲情論述”，最荒誕的例子即是“公務機要費”貪腐案及“紅衫軍”問題了。貪污的不是別人，把錢A進自己口袋的也是他們自己，但當別人加以批判反對，他們就“悲情論述”出爐，宣稱這是“中國的陰謀”、“是中國人欺負臺灣人總統”。明明是他們用貪腐在欺負臺灣所有老百姓，他們卻還敢說這是別人在欺負他。當“悲情論述”可以硬拗到如此程度，“悲情論述”早已大過了“國法”天理。當違法亂紀都可以用“悲情論述”掩蓋掉，臺灣政經社會又怎么不會日趨沉淪呢？
　　文章認為，“悲情論述”是民進黨在野心態的延續，是它無法產生責任意識的原因。它治臺無能不能批評，批評就是斯負他，就是“唱衰”，就是“不愛臺”。總而言之，就是它是不能批評的。過去8年，每次一出問題，它就搞“綠藍對決”，而宣稱這是“藍綠對決”，在“藍綠對決”這種說法里，就是在暗示別人在欺負它、杯葛它。過去8年民進黨不擇手段搞“綠藍對決”，而國民黨一聽“藍綠對決”就心頭驚驚，“悲情論述”制造對立，激化仇恨，強化它對“欺負”的印象已明。人們一直不明了為何杜正勝任期最長，而且被說成是“最好的部長”，其實乃是每到關鍵時刻，他在選擇性的制造對立擴大“綠藍對決”，讓藍營抵制或不抵制都倍感為難 有著無比的貢獻。“教育部”不擇手段的拆牌事件，中間選民有可能看得大搖其頭，而深綠選民則在這種對立的獲勝中得到狂歡的效果。別的“部長”可換，這種功臣當然是最好的“部長”！

　　正因為有著這種“悲情論述”、“被欺負論述”做為保護傘，臺灣過去8年，才會出現許多正常民主地方都不可能出現的情況。例如，如果將來國民黨執政，它的“行政院長”在受到批評時說“如果不滿意，下次就不要選我們啊！”，保證也會被“獨大”、“濫權”、“不尊重民意”、“傲慢”，罵得滿面全豆花。但這種話游錫堃卻可以說，也沒有人敢說不對。

　　再例如，如果馬英九當選后搞貪污，“總統府”炒股票而被抗議或示威而他說是在“欺負”他，保證臺灣連革命都搞得出來。但這種話民進黨卻可以說。臺灣誰權力獨大，誰不受制衡，還需要說嗎？

　　“悲情論述”或“被欺負論述”實在太好用了。奸巧者永遠明明是在欺負人，卻會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說是被欺負。

　　文章最后說，任何執政當局都必須以對人民的責任和許諾為前提，當沒有責任心而讓人民受害，就是他們在欺負人民。而欺負人民者是沒有資格去歸咎別人，說被人欺負的。世界各地， 當政者會把“被欺負”掛在嘴上，做為推卸責任萬靈丹的，只有臺灣。臺灣政治渾沌，經濟倒退，社會被撕裂，每種失政的問題，都是有人在“欺負”。如果再讓這種“被欺負論述”持續下去而不必自己負責，臺灣老百姓還會有什么前途呢？臺灣真正需要的是“我負責”的當局，而不是“我被欺負”的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