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煌：回顧2009年 確保兩岸和平發展
臺灣的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著名兩岸問題專家楊開煌在《中國評論》月刊十二月號發表專文《政治接觸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作者強調：“政治接觸是困擾兩岸關系穩定發展的核心課題，而且政治關系對經貿關系、文教關系具有主導性的作用，故而兩岸政治關系一日得不到合理的安排，兩岸關系就一日不能正常發展。”文章內容如下：
兩岸政治接觸：對臺政策新目標
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發表了“胡六點”，描繪出中共對發展兩岸關系的新構想。大致而言，中共的構想是“整合經貿關系，加強文教交流，啟動政治接觸”，整合經貿是兩岸關系整合的物質基礎，文教交流是兩岸關系整合的社會基礎，政治接觸是兩岸關系整合的關鍵步驟。
三者之中，經貿關系在2008年5月之后，加速啟動，符合兩岸當局對兩岸關系的戰術設計：先經后政，先易后難，先簡后繁所以進展快速。基礎已經相對穩定，也自有其邏輯的慣性，故而不是“胡六點”真著力所在。
文教交流是兩岸整合的重要步驟，特別是在臺灣出現認同困擾的情況下，文化、新聞、教育的交流是增加兩岸理解，重塑兩岸認同的和平途徑，對兩岸關系的和平穩定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的戰術作為，所以是今后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長期重點工作。
政治接觸是困擾兩岸關系穩定發展的核心課題，而且政治關系對經貿關系、文教關系具有主導性的作用，故而兩岸政治關系一日得不到合理的安排，兩岸關系就一日不能正常發展；當兩岸經貿關系逐步正常化之后，北京當局就很期待兩岸可以早日進行政治接觸，以固定兩岸關系的法理狀態。
所以“胡六點”中最為重要的信號，就是建議兩岸“雙方要為解決這些問題進行準備、創造條件。雙方可以先由初級形式開始接觸，積累經驗，以逐步破解難題。”這可以說中共在完成兩岸“三通”之后，另一個重大的目標。
正因為北京方面十分清楚政治談判的難度和急迫性，是以北京當局務實地提出“由初級形式開始接觸”作為啟動的第一步。對此，臺灣由于內部的復雜因素的牽絆，對兩岸政治議題比較敏感，故而對政治議題的“初級形式開始接觸”都不敢回應。更不論啟動實際的行動了。
因此，從今年的兩岸關系走勢來看，總體而言，比2008年下半年的兩岸關系增加了曲折和變化，同時也突顯了當前兩岸關系的潛在危機——缺少政治接觸和溝通。
大事回眸
2009年兩岸關系從大半年來看，基本上是持續升溫：這包括了以下的主要事件：
1月26日大熊貓“團團圓圓”與臺灣民眾見面。
2月25日大陸觀光總局長邵琪偉率大陸旅游業代表團抵臺，參加第十二屆海峽兩岸旅游業聯誼會，議應赴臺旅游對策。
上海涉臺仲裁中心正式成立，這是大陸第一個專門仲裁涉臺案件的地方性仲裁專業機構，是上海為維護在滬臺胞合法權益的一項重要舉措。
3月19日應臺灣“中國新聞學會”邀請，以《人民日報》總編輯吳恒權為團長的大陸媒體負責人訪問團一行20人，抵臺訪問，這是兩岸交流開展以來訪臺層級最高的大陸媒體參訪團。
4月26日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陳云林與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在南京舉行會談。會談簽署了《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 等3項協議。
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補充規定》已于2009年3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65次會議通過，自2009年5月14日起施行。
5月25日胡錦濤在會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又提出新的“胡六點”強調堅持“一中”原則為兩岸政治互信的根本。
臺灣首度出席WHO的年會，這是1971年以來“中華民國”首次參加聯合國下屬的國際組織的活動。
6月1日中國電子視像行業協會組織大陸9家主要彩電企業，赴臺落實對臺近22億美元面板采購計劃并進行技術交流。
6月12日金門供水議題現已達成“五個共識”：借鑒“粵港供水”投資管理模式“引晉(晉江)入金(金門)”方案開始運作。
7月1日臺灣當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為配合開放陸資來臺投資政策，兩岸民眾匯出入款項全面開放，取消過去須“符合如捐贈、出口押匯、保險給付額度”等15項限制性條款。
胡錦濤電賀馬英九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
7月底的“世運”在高雄舉行大陸也派隊參加。
8月18日臺當局稱截至今日大陸各界，累計對臺灣“8.8水災”捐款約新臺幣11億2100多萬元。
到8月中旬為止，基本上在兩岸關系上是順境、上升的趨勢。8、9月之交，兩岸關系因為達賴來臺，雙方關系出現了互信層次的考驗；所幸雙方的克制得宜，而且也迅速派人溝通，終未釀成重大沖突。
9月中的臺北“聽障奧運”，大陸隊依然派隊參加，其后臺灣的在野黨又想故伎重施，邀請“疆獨”分子熱比婭等，均經臺當局速迅果斷地處置，以至未曾釀成風波。
10月7日兩岸“故宮”破冰合作，“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在臺北故宮博物院開幕，這是兩岸故宮相隔60年后，實現首度合作，意義非凡。
11月3日“陸委會”新聞稿表示，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生效后，雙方相互提出的請求案件共2299件。此外，大陸在今年4月及6月，遣返臺灣重大刑事要犯2人；兩岸已合作偵破3起電信詐欺案。
11月9日～14日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在臺北，對臺采購達41.3億美元。
11月12～13日臺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舉行“兩岸一甲子”研討會，北京派出以鄭必堅為團長，成員包括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馬振崗，中國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李際均，中國國防戰略研究所原所長潘振強、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民、國臺辦研究局局長黃文濤，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所長余克禮、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黃嘉樹等龐大的代表團赴會。
11月中旬胡連在星會晤。
11月16日兩岸簽署金融MOU。
12月兩岸兩會在臺中進行第四次江陳會。
我們從2009年的兩岸關系回顧，可以發現雙方幸有“九二共識”的互信基礎，同時也瞭解了在野黨的心態和伎倆，故而事態沒有擴大。然而面對未來我們相信僅以“九二共識”為互信的兩岸關系必然會遭遇更多的挑戰，而且未必都能如此順利的解決，兩岸關系存在著脆弱性，存在著風險，從現實來看，政治接觸是困擾兩岸關系穩定發展的核心課題，而且政治關系對經貿關系、文教關系具有主導性的作用，故而兩岸政治關系一日得不到合理的安排，兩岸關系就一日不能正常發展因此為了兩岸關系的和平，兩岸的政治接觸、對話是有必要的。
政治接觸勢在必行
兩岸之間的政治接觸確實是臺海地區的重大變局，對臺灣而言，是巨大的政治沖擊，肯定會引起極大的爭議，所以在事前兩岸當局都必須作好若干的準備。
在中共方面必須先思考在法理“一中”下，兩岸的政治定位，其次是啟動多軌對話，之后展開協商兩岸政權的法理關系。
兩岸當局在討論兩岸政治關系之前，先必須有一個對位對方的方案，然后才能討論彼比的政治關系。
有了定位的預案就必須極積進行有效的對話、溝通，修正或調整自己的預案，尋找可能的解答，縱使一時之間沒有解決的方案，至少雙方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對方的構想和邏輯；在此情況下，只要雙方有真誠解決問題的意愿，溝通就會持續，總能找到若干解決方案。當然所謂的有效溝通，主要是指授權對話的第二軌機制以及雙方當局真正具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和善意，缺乏此一先決條件，則不但是無效的對話而且容易被對方認為是刺探底線，最終反而徹底摧毀互信，破壞兩岸關系，可謂茲事體大。所以在雙方啟動之初，必須慎之又慎，謀定而后動。
做好“二軌”的對話是順利開展協商的前題，當然兩岸政治定位議題的談判是兩岸的事務，由兩岸自行協商；但是兩岸關系的變化不是純兩岸的事務，是涉關臺海形勢的事務，為了地區的和平和發展，兩岸當局都有必要對外清楚說明，以減少阻力，增加助力，進一步體現兩岸關系的良性變化更有助地區的穩定和各方利益的保護。
馬當局必須建立兩岸全面交往的主體論述
在臺灣方面必須建立兩岸全面交往的主體論述，其次是宣傳此一論述下兩岸政治對話的必要性，之后規劃政治協商的路徑圖，逐步有序地推動。
自從馬英九上臺之后，一直在大陸政策的走向上，使得北京當局多所顧慮，他們認為馬的言行無法令人真正理解他的方向和意圖。因此有些地方北京確實有后顧之憂。
事實上在臺灣不論“藍、綠”民眾也常常不理解其政策的意義何在；其實馬上臺之后確實執行一條和李登輝，和民進黨不一樣的大陸政策，而且是成功地穩定了兩岸關系，也逐漸地推動了臺灣經濟的發展。
李登輝和民進黨的政策錯誤，都是為了“臺獨”，之所以臺灣必須和大陸分裂。因為李登輝迷信的是“中國崩潰論”，所以他會認為阻止臺商赴大陸是“良心地建議”，是“道德地建議”，是為臺灣好。所以雖然錯的離譜，他也亳無愧色地繼續大放厥辭，固執地迷信自己的錯誤。
而民進黨要推動“臺獨”，則正好采取了“中國威脅論”，而且一方面以“臺獨”裹脅臺灣；一方面倒因為果，因為中共處處威脅臺灣，打壓臺灣，所以臺灣不能和大陸往來，必須分裂，追求“獨立”。在“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之下，不與大陸交流、交往，才能證明臺灣的“主體性”。
此一世俗流行觀點在面對馬英九上臺之后的交往、交流必然產生迷惘和不安。馬英九和國民黨并沒有一套可以和“反中主體性”對話的政策論述，因而令各方都不明白臺灣和大陸交流、交往的目標與意義。
事實上，“反中主體性”欠缺從國際視野來理解和布局兩岸關系，從國際的視野來看，確實在上一世紀的國際間存在著歷史終結的樂觀氛圍，于是“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論調甚囂塵上。然而新的世紀以來，福山教授的“歷史終結論”已經淪為被批判的對象，而紐約時報也為自己對香港“一國兩制”的誤判而認錯，國際間開始討論的是“中國崛起”“北京共識”的論調，特別在金融風暴之后，中國的國際政經角色，中國責任論等已經成為新的議題。所以“反中主體性”論述無法提供臺灣的未來性，最終是沒有“主體性”的假論述。
從國際來看待兩岸關系時，國民黨更有責任提出“中國機會論”，作為建立臺灣與大陸的“交往主體論”的基礎，所以“中國機會論”是一個相對中立的視野來看待大陸，“中國機會論”體現在各個方面：
首先在經濟面向表現為“中國市場論”，金融風暴以來，大陸開啟了自身從出口導向轉為擴大內需的成長調整，所以大陸不僅僅是國際間，大家可以而且必需采購的賣方市場，同時以大陸當前的經濟實力，她也是最有能力進口的買方市場。臺灣尋求最佳條件進入大陸市場，這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與世界同步的。
其次在政治面向表現為“中國特色論”，自從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共的政治改革已經明顯從行政改革，轉移到政治改革的層面，特別是有關民主的改革不論在理論層次，在操作層次，推擴層次都顯示出比以往更大的空間，臺灣方面如果相信“民主和平論”的論點的話，面對大陸的中國特色民主改革，就必須抱持參與的態度，以便雙方有更多的共通性，從而穩定兩岸關系和平的政治基礎。
其三在國際面向表現為“中國崛起論”，特別是“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提出，代表大陸的崛起，不僅僅是一般專家所強調的硬實力，特別是大陸發展道路所代表的軟實力。臺灣如果希望擴大自己的國際空間，可借由對“中國模式”的論析，擴大與大陸的交流，拓展自身的國際空間。
綜合以上的論述，國民黨就可以向臺灣民眾清楚地闡明自己的西進政策，是有利于臺灣的發展和壯大，是維護臺海的和平的道路。
其次在此論述的基礎上，兩岸的政治接觸、對話正是強化、理性化的必由之途。
總之，兩岸的政治協商對兩岸關系的和平發展具有不可代替的功能，北京當局從2009年以來就著力于兩岸初步的政治接觸，臺灣方面則以先經后政，國際理解和人民共識三個前題，作為托詞；個人以為臺北方面絕不能因此而消極等待，必須努力引導臺灣的民意，積極建構兩岸政治接觸和對話的氣氛，主動說服國際理解，才能使國民黨對臺灣的貢獻被肯定和彰顯。
結論
兩岸當局有必要認真思考將政治對話、協商的議題提上日程表，而且各自作出有意義的、積極的努力，以便兩岸的和平框架早日搭建，和平發展的穩定關系早日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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