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評社近日發表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汪毅夫的評論文章說，1895年，日人“入據”臺灣，臺灣史上的“日據”時期從此開始。可以肯定地說，“日據臺灣當局”（以下簡稱“日據當局”）推行的“內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就是“去中國化”；同時又必須肯定地說，“日據當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始于1937年，但它推行“去中國化”從1895年就開始了。

　　當然，“日據當局”在1937年以后加大力道，有如抽瘋似的一陣緊過一陣。1937年10月，“日據當局”森岡總務長官在講話里說：“為使本島（按，指臺灣）人與內地（按，指日本）人無所差異，實質上需要具備皇道精神，俾使對事物之看法與內地人趨于一致。又在形式上，從語言開始，姓名、風俗、習慣等外形能與內地人相同，始能謂已完全日本化。”

　　森岡的講話，是對1895年至1937年主要“在形式上”推行的“內地化”的階段性評估，又是進一步著重從“精神”和“實質”、從“皇道精神”、從“對事物之看法”的“日本化”來推行皇民化運動的總體動員。

　　森岡說的內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的實質當然就是“去中國化”。森岡的講話收錄于《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里，在臺灣傳布很廣，影響很大。為了發言的方便，我將“日據”時期“從語言開始”的“去中國化”概括為6點簡而言之。

　　日本話／中國話

　　本來，學日語和學任何一門語言一樣，不關政治半毛錢。但是，“日據”當局將臺灣當做“新領地”，將日語當做“國語”，強制臺灣人民學習日語，并且逐步限制和禁止漢語教學，這就是侵略行為了。臺灣著名詩人和學人洪棄生“日據”時期曾以開館授徒、教習漢文為業，在日人限令和禁今之下無法生存，他在給友人的信里說：“今則時遷地易，九儒僅居十丐之上。彼族之官吏，每以讀書（按，指漢語文教學）為無職業之人，載之戶籍，明用稽查，今且懸之禁令”。“日據”當局限制并進而禁止漢語文教學的情形可見矣。

　　日本籍／中國籍

　　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據當局于1896年8月20日發布《有關臺灣住民之國民身份令》，重申至1897年5月8日以前“未離開臺灣總督府管轄之區域以外之臺灣住民，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一項，為日本國臣民。但遭臺灣總督府否認者不在此限”。據此，1897年5月8日仍留在臺灣的臺灣人民就被動加入日本籍、被動喪失中國籍。我曾見彰化吳姓某家的戶籍謄本，從中可以看到“日據”當局將日據前的1864年（清同治三年）也改為日本年號“元治元年”，仿佛其時的臺灣住民也是“日本國臣民”，囂張至極。

　　日本姓名／中國姓名

　　從1937年起，“日據”當局連續三年強制規定臺灣新生兒必須取日本姓名，禁取中國姓名，并于1940年2月11日起實施《改姓名條例》。對此，臺灣人民進行種種“軟反抗”。例如，我曾見南投陳姓某家的戶籍謄本。這戶人家采用“女改男不改”的軟對抗，女性成員陳娜美改名為陳娜美子，戰后又回復中國姓名。男性成員則一律不改姓也不改名。

　　日本神社／中國寺廟

　　在風俗方面容我舉例言之。“日據”當局在臺灣各地建日本神社，同時發動“寺廟神升天”、“寺廟整理”，妄圖禁毀中國寺廟，禁止臺灣人民拜中國神明。

　　日本年號／中國年號，新歷／農歷

　　在習慣方面亦容我舉例而言之。“日據”當局從“入據”臺灣始，在臺灣釆日本年號明治、大正和昭和，禁中國年號光緒、宣統和民國，同時用新歷、廢農歷。應該認為，用新歷不足詬病，但采日本年號、禁中國年號、廢農歷均屬于文化侵略行為，其中廢農歷屬于習慣上的“去中國化”。農歷合于農事，也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使用農歷是中國人千百年的習慣。因應“日據”當局廢農歷給臺灣人民造成的不便，福建泉州繼成堂每年編印“專售臺灣”的通書，即新歷和農歷對照的歷書。

　　皇道精神／中國意識

　　日據當局“去中國化”的終極目標是使臺灣人民具備“皇道精神”，使臺灣人分離于中國人。“皇民化運動”要求臺灣人效忠天皇，“對事物之看法”包括對戰爭的看法也須與日本軍國主義“趨于一致”。受此毒害，有人淪為臺灣“皇民”。戰爭時期，“日據”當局征收臺灣人當軍屬（軍隊雇員，如翻譯、護理）和軍夫；其后又在臺灣實行陸軍志愿兵制和海軍志愿兵制，征收臺灣人入伍，甚至加入自殺性攻擊的“神風特攻隊”。1941年，收容于貴州鎮遠“和平村”（國民政府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的“臺籍日本兵”林婉仲在覺悟后致信臺灣義勇隊稱：“日閥”欺騙他們，送他們上戰場，讓他們“毫無意識地慘戮祖國的同胞”。　

　　在臺灣，由“日據”當局肇其端的“去中國化”至今已有120余年的歷史，它經歷了正、反、合三個波段。“日據”當局策動的是第一波（1895—1945），繼之而起的是“兩蔣”派遣和親率的國民黨團隊推動的第二波（1945—1988），李登輝及其追隨者操弄的是第三波（1988—今）。時至今日，“去中國化”至于極矣，亦將止于極也！（作者汪毅夫系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