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4月1日電 據臺灣《中國時報》報道，臺北地方法院3月31日首度援引“公民不服從概念”，將被訴煽惑他人犯罪、妨害公務等罪名的“立委”黃國昌等22人判決無罪。這22人正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率眾占領“立法院”的學生代表。這一判決立即引發臺灣民眾反彈，有高達4成的臺灣民眾不認同無罪判決，法律界人士也有批評此舉是“法官造法”。

　　那么，臺灣社會是如何看待“太陽花學運”以及所謂的“太陽花世代”？“太陽花學運”透露出臺灣年輕世代怎樣的情緒？中國臺灣網微信公眾號“今日臺灣”刊載臺灣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博士生，復旦發展研究院兼職青年研究員段哲哲的作品，討論對于所謂“太陽花世代”的看法。

　　全文摘編如下：

　　臺灣“太陽花學運”一開始的導火索，是在2014年的3月18日，有一群臺灣的年輕學生認為馬英九當局和國民黨的“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處理兩岸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憤而沖進臺灣“立法院”，引發臺灣歷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眾占領的社會運動。

　　學生們在占領“立法院”長達24天的過程當中，并由于此事件，產生了所謂“太陽花世代”；老師在課堂上用廣告的形式來說明“太陽花”世代的心里需求，認為應該關注這個世代的心里，此種觀點還不足以說明“太陽花”世代的基本特征，也無法回答臺灣社會未來的走向，因為這些年輕人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卻很少有建設性的具體方案。

　　時間過去3年，在回過頭來看這個世代的訴求以及學運領導人最后的歸宿（基本都融入體制內），顯得如此具有諷刺意味：臺灣社會依然沒有任何改變。

　　對未來焦慮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太陽花運動”的興起是臺灣社會近20年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結構性矛盾的體現。臺灣這20年的經濟成熟、產業升級困難與教育政策，使就業環境更雪上加霜，加上“嬰兒潮”世代（小編注：指二戰后至60年代出生的人）持續占著中高階的位置，鮮少代謝，但1976后世代卻因廣開大學，人人都成了大學生，自視甚高攀望高階，這到了（1997）金融海嘯后更加惡化，出社會愈晚的世代感受愈強烈；最高心血培育、捧在手心、嬌養富養的金融海嘯后世代，現實卻可能要過最苦的日子。

　　然而現實卻不再給與臺灣島內年輕人太多機會。臺灣“新世代”面臨“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局面，從而衍生出“代際不公”或“同代不公”的社會問題。

　　馬英九執政時期借助兩岸經貿，聯結亞太地區，給臺灣引入經濟活水層面建樹不少，但是產業升級仍是阻礙臺灣經濟再成長的癥結，產業升級停滯不前。被遺留在島內的“新世代”淪為“待業族”、“青貧族”和“無殼族”貧富差距擴大、家庭所得M型化（中產下流化）的核心。經濟成長財富分配集中在企業與最上層家庭，餅看起來無法擴大或擴大了也吃不到，貧富差距惡化到一般民眾漸要入不敷出，尤其是年輕人，造成的庶民下流化與階級流動焦慮，才是恐懼的總和。

　　因此，“太陽花”世代里不屬于上層家庭的那80％，已唱不出激昂勵志肯定的《我的未來不是夢》或《明天會更好》，唱的是苦澀中仍有寄望卻還婉轉中性的《天色漸漸光》。由此，亦不難預見，網絡已流傳了2、3年、預測將繼“小確幸”一詞后普遍流行的“溫拿—魯蛇”（winner-loser）一詞，代表了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患寡，同時也患不均”的經濟極端氣候年代。

　　社會不滿需要一個敵人，需要一個窗口。大多數年輕人長久以來因對未來充滿不確定而累積的焦慮與不安等，都借著“服貿協議”在臺“立法院”中30秒過關的荒腔走板為理由與窗口而一并發泄出來。

　　國民黨以及服貿協議程序成為了一個完美靶標，當“學運”領導人喊出口號的時候，大部分參與者僅僅是一群情感表達的烏合之眾，而毫無理性可言。根據臺北大學社會系的研究顯示我們以學科領域的大小作為權數來調整，計算出一個加權后估計值，分別為 54%（同儕態度表達支持）及 37%（同儕行動展現支持）；若采更保守的計算方式，則同儕態度表達支持為 55%，而行動支持則降至 3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他們是對苦日子沒有準備的年輕人，把希望寄托給了政治運動，而實際上對現實毫無幫助，甚至淪為特定政治人物與派別的工具。

　　生命周期理論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沒有改變

　　臺灣作家張鐵志認為生長在經濟騰飛與政治民主化的時代，臺灣“新世代”最大的特征在于價值觀的轉向，即越來越多人屬于美國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 于上世紀 70 年代所提出的“后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 價值觀。他們更重視自主性、自我表達和非物質的價值滿足。相較于單純追求財富，而安于現狀秩序的“物質主義”，“后物質主義”則更重視政治參與，甚至會參加“非傳統的政治抗爭”，諸如示威、罷課、占領建筑物，來表達自己的理念，并對執政者施壓。

　　“太陽花學運”這一世代的臺灣青年就是這樣一群人，多數成長于 20 世紀 90 年代的臺灣政治轉型以后。在他們眼中，民主、自由是理所當然的不用思考的選擇，加上多年的民粹主義政治的影響，以及綠營的縱容與支持，因此，他們享受言論的無尺度的自由而不用擔心法律的懲處，他們進行激烈的街頭抗爭而不用擔心軍警的鎮壓。

　　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的一代，他們的個人主義呈現出極端化的傾向，他們的口號是: 只要我喜歡，有什么不可以。

　　臺北大學社會系當時在對“立法院”外靜坐人群所做的調研中發現，學生群體中93%為專科以上學生，其中以大學部學生占最多數 (73%)。大學生樣本當中，大四占30.0%，大三27.2%，大二22.6%，大一15.9%。臺當局“教育部”的在學人數統計顯示，從大四到大一，年級越低，總人數越多，與此處樣本年級分配相反。因此，可推論“年級越高，參與率越高”。有可能是高年級生因公民成熟度高而更關心公共事務，也有可能因修課時數較少，時間較有彈性。

　　社會人士參與者當中，四分之三以上有大學學位或更高學歷(56.7% + 17.3% + 2.1% = 76.1%)。將此數值對照前一年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全臺灣約有 29.3% 的人口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年齡 35歲以下青年及壯年人口當中，學歷為大學畢業（或以上）者約 61.7%。換句話說，“立法院”外靜坐者的教育程度顯著高于同齡人口。這群人剛好就是受到臺灣高校擴招受到影響的群體。

　　“太陽花學運”期間提出三大訴求：退回兩岸服貿協議、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求馬英九親自到“立法院”響應他們的訴求。

　　不過由于未獲具體響應，抗議學生們在3月23號決定擴大戰線，沖擊“行政院”。警方出動鎮暴水車強制驅離，并引發沖突，過程中有群眾和警察受傷。這一事件之后的民進黨作為最大的在野黨之后高舉“世代正義”的青年政策口號，不只提供一個讓“新世代”宣泄情緒的平臺，“青年議會”同時還邀請該黨在當地的候選人或黨籍公職人員，實現從“意見”到“政見”的現場轉換，積極響應青年的需求。

　　民進黨上臺之后推出的第一道“牛肉”就是強行推動“一例一休”，大幅度提高加班費計算標準，意圖兌現部分政見，通過當局干預經濟減少勞動力市場供給，改變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提高勞動者價格，強制迫使企業給員工加薪；然而，臺灣大多數企業是中小企業，毛利本來就低，面對這樣的規則，選擇了不加班或者雇傭“part-time”的方式解決問題，造成臺灣社會整體性通貨膨脹，而勞工薪資并沒有實質增加的所謂“四輸”（企業、勞工、消費者、政府）局面。當年輕人什么都想要，而不顧現實的時候，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

　　一位依舊對民進黨充滿期待的年輕黨工這么說：

　　進了民進黨以后才發現，世代差異真的很大。我們雖然都是些小人物，但還是很希望“上面的大人”能多聽聽年輕人的聲音，因為我相信，年輕人才是未來代表民進黨的臉孔圖像。

　　“仇視大陸” 對兩岸關系缺乏了解

　　臺灣的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往往不是非常顧忌大陸民間的聲音，在輿論場域總是強調臺灣的聲音，并且不斷培育“仇視大陸”的輿論氛圍。

　　太陽花學運“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了臺灣社會的恐懼中國癥候群”，也造成了臺灣社會年輕人對兩岸關系以及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基本態度缺乏了解，以及特定群體對大陸仇視情緒。

　　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大規模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年輕族群、泛綠政黨認同者與公民意識較強者的民眾最可能去表達對‘太陽花學運’的支持。統‘獨’立場上偏兩岸統一支持者不支持‘太陽花學運’的可能性，會比較偏向‘臺灣獨立者’支持‘太陽花學運’的可能性來的更為強烈”。

　　1、雖有理性判斷，但缺基本尊重

　　大陸對臺灣的經濟讓利以及政策優惠的一個基礎是“兩岸同屬一中”、“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并且堅持兩岸統一“寄希望于臺灣人民”，如果沒有這樣的政治基礎，很難想象大陸對臺政策變化。“太陽花世代”反大陸，但經貿上，他們認清現實，知道在經濟上臺灣并沒有優勢。

　　島內民調顯示，“太陽花”世代確已認為大陸經濟發展已勢不可擋，且對臺灣影響不亞于美國。然而“太陽花”世代理性判斷如何世界發展趨勢，在情感上卻缺少對大陸以及人民的基本尊重，近幾年兩岸民間敵意不斷上升，而臺灣學者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大陸政治改革以及對民意的重視程度，顯得非常沒有遠見。

　　2、破壞有余，建設不足

　　臺灣的結構性向綠化轉移是目前臺灣島內民意忽視外部因素的表現，太陽花學運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深遠。

　　首先，上臺的民進黨當局不得不注意自己的政治承諾，使得服貿協議在“立法院”表決通過更遙遙無期；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賴怡忠更指出此運動影響兩岸關系進程，破壞兩岸政治談判的可能性。

　　其次，整體的政治氛圍讓島內僅僅關注島內分配議題，而對發展議題缺少手段，由于兩岸關系冰凍，臺灣對外貿易談判中缺少了中國大陸的支點，對日對美的雙邊貿易談判以及“新南向”政策都面臨困境，臺灣自身必然成為“亞細亞孤兒”，而在外布局的臺商則會繼續緊密擁抱中國大陸，島內的發展不容樂觀。

　　總結

　　“太陽花”世代存在過

　　建構主義認為“認同”并非一成不變。在“利益”與“身份”發生變化之后“認同”自然會被改變。

　　2008年馬英九獲得大量年輕世代追捧，而7年后卻成為年輕世代反抗對象的鮮明反差，說明單純的政治動員與感性訴求缺乏可持續性，需要有更具體的“利益支撐”才能鞏固“認同”的忠誠度。

　　如今蔡英文當局支持度不斷下降，到目前為止降到3成左右（民進黨基本盤）；“太陽花”世代年齡也會繼續成長，需要面臨現實世界，才能真正認識世界，而不是空談理論，他們是存在過，但是這批人也僅僅存在于2014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