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誠勿擾》節目截屏
38歲的閬中市天宮鄉副鄉長戴彬在參加完相親電視節目《非誠勿擾》之后，突然成了“網絡紅人”。
這讓平日里安靜慣了的戴彬有些不適應，網絡上的評論鋪天蓋地向他砸來，最讓他難受的聲音是，“副鄉長參加相親節目遭遇全場滅燈是否太失敗？”
在多期《非誠勿擾》節目中，被全場24位女嘉賓滅燈之后，伴著悲傷的流行音樂離開錄制現場的男嘉賓不計其數，但是單單戴彬的出場和“失敗”卻在近期內引起社會轟動和輿論風暴。
“就因為我是一個副鄉長，一個來自農村的基層干部嗎？”戴彬不曾想到參加一次電視相親節目會給他帶來這樣的困擾。他的手機被打爆了，“一天接到100多個電話，辦公室的兩個同事也接了一天電話”。他一度覺得壓力太大，像鴕鳥一樣埋著頭，躲避媒體和外界對他的關注。
10月24日，戴彬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的專訪。
在節目錄制現場，同所有參加節目的男嘉賓一樣，戴彬隨著升降臺下降，緩緩地進入電視鏡頭。他邁開步子，走到舞臺中間，同主持人孟非握手。隨后，現場一位女嘉賓說：“我發覺他剛走下來的時候，一邊走一邊揮手的姿勢特別像領導。”
孟非也打趣地說道：“眼光還挺好的，你像嗎？”
戴彬沖女嘉賓回應一句：“我看你也適合去算命。”
孟非站在一旁評論：“他還挺會聊天的。”
當宣傳片里村民稱呼戴彬“鄉長”的時候，現場響起了掌聲，戴彬的心情也逐漸放松下來。第一條宣傳片播完時，場上有超過一半的女嘉賓為他亮著燈。
不過，讓戴彬沒想到的是，現場的焦點開始落在他穿的衣服上。他上身穿著灰色條紋襯衫，外面套著一件天藍色的V字領毛背心。褲子是白色的，兩側口袋外露著黑邊。
突然，現場主持人黃菡問他：“你這一身打扮吧，確實有點兒跟我們最近來的男嘉賓不一樣，我想你們那兒也不會特別冷吧，為什么穿一個毛背心呢？”
戴彬回答：“我走的那一天，就是在閬中走的那一天，比較冷。”這時，戴彬的心里已經開始犯嘀咕了。
但關于衣服的話題并未結束。孟非帶著調侃的語氣說，他也接觸過各級政府官員，尤其是冬天的時候，他們穿衣服給他感覺都一樣，不分是哪兒的，冬天也穿一件西裝，然后里邊是雞心領的羊毛衫。天比較涼的時候穿一件，天再涼一點兒穿兩件，最冷的時候穿三件，三件雞心領的，然后里邊還打個領帶。
“我很尷尬，情緒也受到了影響，但是又不能顯露出來，畢竟我是基層領導干部。”回想起這一段對話，戴彬的語氣里仍有些許不悅，“我帶了幾套衣服去參加節目，最后還是化妝師覺得我身上穿的這套最合適。我想著參加娛樂節目不能穿得太嚴肅，就挑了這套衣服。”
“衣服的話題可能讓我的形象打了折扣。”戴彬覺著，主持人的對話還是流露出對基層領導干部的一種比較陳舊的印象，“似乎這些人就是比較呆板的。”
戴彬在宣傳片中一再強調，“我這個人做事是比較靈活的，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生活中，我不是一個很死板的干部。”
關于衣服的對話結束之后，現場的話題又拋向了“方言”。戴彬在宣傳片里一會兒說四川方言，一會兒又蹦出幾句普通話。
現場一位女嘉賓說，她在幾個地方，認識的幾個領導，好像普通話都說得不是很好，跟他們唱歌時，時尚的歌曲不能點，都是《北國之春》、《我和草原有個約定》這種類型的歌曲。
“我說普通話很別扭，平時跟村民講方言習慣了。如果我坐在辦公室里，跟高層人士打交道，我當然習慣說普通話了。可是，我對著當地老百姓，怎么講普通話？”戴彬在跟記者交流的時候，說著一口“川普”。
戴彬在宣傳片里陳述自己的擇偶標準的時候，現場女嘉賓滅燈的速度開始加快。他刻意地提到，“四川閬中是三面環水一面抱山的優美城市，我希望愛我的女孩，也能熱愛閬中這塊熱土，來與我一起，在這個美麗城市，攜手共享人生。”
宣傳片播完，全場24盞燈全滅。戴彬和孟非握完手之后，轉身，離開。
同大多數男嘉賓不一樣的是，他在離場的時候少進行了一個環節：同舞臺邊上的黃菡和樂嘉握手或者擁抱。
“其實，我知道有這個環節，但是我想趕快離開這個尷尬的環境。”戴彬說。
不過，戴彬也表示，“全場滅燈并不讓我沮喪。因為我不是沖著現場的24位女嘉賓來的，我是想對著全球的電視觀眾來展現自己。”
“雖然我也選了一個心動女生，但是我也知道，這些女嘉賓和我不是一個圈子里的人。我不是她們的菜，她們也不是我的菜。”錄完節目后的第二天，戴彬便回到了天宮鄉，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10月21日，這期節目播出之后，戴彬又回到了聚光燈下，不僅要面對24位女嘉賓的打量，更要應對如潮水一般涌向他的輿論。
“為什么要參加電視相親，是不是炒作和作秀？”
“為什么副鄉長會失敗？”
……
“我不是炒作，我只想通過這個節目，找一個女朋友，追求我個人的幸福生活。我是個副鄉長，我也只是個普通人。”戴彬說，“說實話，我的父母年紀這么大了，對我的婚事特別著急。人們也會議論，都這么大年紀了，還沒有結婚，是不是沒有能力。”
戴彬說，今年9月，他去廣元參加當地的一個女兒節時，剛好碰到《非誠勿擾》組織現場報名，“我就填了表”。隨后，他又參加了面試。9月底，“我背著父母，也沒跟組織匯報，去江蘇錄了節目”。
“干部管理條例也沒有規定，科級干部不能參加電視相親節目。”戴彬說。
2001年，戴彬從部隊轉業到地方之后，一直在基層鄉鎮工作。一晃10年就過去了。
“現在農村都是老弱病殘、留守婦女和兒童。年輕姑娘要么去城里上學，要么去城里打工，我的擇偶面也很窄。其實，我覺得這是基層農村干部面臨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戴彬說。
他也想過去城里打工，但是“父母還是希望我有穩定的工作”。
關于參加此次相親節目被“全場滅燈”，戴彬總結了一下，“一是年齡差距，二是我在農村基層。我不是高帥富，職務又低。工資收入也很低，每個月就拿2000多塊錢。”
在戴彬看來，他作為一個農村基層干部,和以24名女嘉賓為代表的都市女性的擇偶觀“二者不適應”。
“作為一個農村基層干部”，是戴彬在采訪中說的高頻詞語。
黃菡在節目中最后說，“我因為在黨校工作，知道鄉鎮工作是特別不容易的，算是很基層，壓力特別大。做這樣一個工作的人，這么大年紀，連個家都沒成……”這些話給了戴彬一些安慰。
“農村基層干部挺苦的。農村環境艱苦，矛盾多，交通不便，待遇低。找個老婆沒工作，我也養不起。文化層次太低，也沒法交流。這些問題都太現實了。”戴彬一再說。
不過，如今戴彬的郵箱里已經躺著將近2000封郵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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