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袱》這一行為藝術,表現了房奴的生活。(資料片)

　　●“一旦坐上這趟房價‘高鐵’,心態就不一樣了。”他甚至有些后悔,當初錢還早了,款貸少了,房買少了。

　　●他們本可以吟誦詩歌、結伴旅行、開讀書會,而現在,年輕人大學一畢業就成為“中年人”。

　　●“一個人要吃燒餅,就不能用這個燒餅賣錢；想賣錢的話,那他就不能吃這個燒餅。”

　　從本世紀初開始到2003年前后,我國迎來第一波房貸高潮。有媒體稱,當時的住房貸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房貸者相繼進入無債一身輕的狀態。

　　然而,還清了貸款的房奴們幸福了嗎?

　　被剝奪的青春,被改變的生活方式,被裹挾的年輕人,這是一代房奴付出的代價——“為什么我們的人生和夢想,都要拴在一個房子上呢?我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僅僅是一處房子,這樣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

　　而整個社會,又為此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我們試著從文化心理上解讀首批房奴“幸福論”背后,這個社會不能承受之重。

　　坐“高鐵”的與追“高鐵”的對抗

　　作為首批房奴,濟南白領黃益民早在8年前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并沒有感受太多。更多的,是焦慮。

　　首批房奴幸福論,在黃益民這樣一個10年來有過兩次置業經歷的人看來,是在鼓吹房地產泡沫,“讓人覺得房地產就像當年的股市,只要一輛奧拓進入樓市,轉身一輛奧迪出來。”

　　最新消息是,西班牙房奴已經“杯具”了。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無法按時還貸,難以忍受銀行沒收房子帶來的羞辱,當場跳樓自殺。

　　而那些已經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華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前,在西班牙房價最高點時出手的。

　　這樣的現實提醒黃益民,要看好自己手頭上的150萬元。

　　這筆財富,是黃益民剛賣掉濟南市燕山立交附近一套150平方米房子變現來的。

　　2007年買的這套房子,或許是黃益民這輩子抓住的最大的機會了。現在再投資房地產,誰也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擊鼓傳花游戲中的“最后接手者”。

　　黃益民現在的焦慮是,暫時存在銀行里的這150萬,每天都面臨著通貨膨脹下的縮水危險。

　　但升級換房,把自己再變成房奴,他不敢冒這個風險。在他看來,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過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別人吃肉喝湯之時,蹭到一點油花而已。”

　　要過上幸福日子,得讓這150萬保值增值,不能通貨膨脹,更不能讓房價降下來。黃益民現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單位分的房改房,當初花40多萬買來的,如今價值過百萬。

　　“一旦坐上這趟房價‘高鐵’,心態就不一樣了。”私下里,黃益民自認為是有正義感的人,他關注過“蟻族”,感嘆現在這些年輕大學生打拼不易。這群數量龐大的“蟻族”,正為能夠扒上這趟房價“高鐵”疲于奔命。

　　但另一方面,作為坐上“高鐵”的人,黃益民希望這趟車能開快些。他甚至有些后悔,當初錢還早了,款貸少了,房買少了,“只蹭到了一點油花”。

　　“沒有人抵御得了這樣的誘惑。”黃益民為自己的“分裂心態”辯解。

　　即便是像他這樣的“蹭油花者”,十年來過手兩套商品房帶來的收益,就相當于在單位辛辛苦苦干十年。這也是首批房奴即將到還貸期的消息,激起一片“幸福論”的原因。這樣的“致富路徑”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為普及的價值觀,整個社會就只會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會成本,沒有人去關心。

　　黃益民“價值標準”的改變,在一些社會學家看來,正是房地產市場導致社會階層分化的體現。資本的強大力量,讓每個階層的價值標準隨著房子改變,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訴求,最終導致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的對抗。

　　毀了愛情也毀了想象力

　　黃益民的朋友楊延平也趕上了商品房“頭班車”。

　　2002年,楊延平花17萬元在濟南市七里河附近買了一套110平方米的頂層閣樓,貸了十多萬,還貸期15年。由于兩口子工作不穩定,這筆貸款至今還背著。

　　1992年,楊延平從山東工藝美院畢業后,選擇了做自由職業者,畫畫謀生,但事業發展不順,兩口子為錢的事經常吵架。

　　2006年,楊延平注意到一組名為《包袱》的藝術作品,該作品表現的是房奴的生活。畫面中,一身職業裝的男子面色憔悴,挎著公文包的他與眾人排隊擠地鐵,在CBD核心區行色匆匆。身上背負的巨大房屋模型,讓這名男子始終佝僂前行。

　　“上面畫的,不就是我嗎?”《包袱》這件作品,讓楊延平產生了強烈共鳴。不敢旅游,不敢生病,過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個月先把還房貸和交社保的錢留出來。“患得患失、斤斤計較、唯唯諾諾,活得一點不像個藝術家。”楊延平自嘲。

　　40歲時,楊延平去杭州中國美院讀碩士,想拿張文憑增加競爭力。西湖邊的詩意生活很符合他這個畫畫的胃口,但杭州房屋均價已經達到3萬了,畢業后能不能在杭州待下去,房子是個大問題。

　　楊延平為房子付出的“機會成本”,西班牙《世界報》曾這樣描繪:“高房價毀滅了年輕人的愛情,也毀滅了年輕人的想象力。他們本可以吟誦詩歌、結伴旅行、開讀書會,而現在,年輕人大學一畢業就成為‘中年人’,為了柴米油鹽精打細算。他們的生活,從一開始就是物質的、世故的,而不能體驗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種面向心靈的生活方式。”

　　依著楊延平的個性,當個有酒喝的流浪畫家或許更符合“真我”,但做房奴十余年,人生最重要的十余年獻給了房地產,“這是一種對青春的掠奪”。

　　這樣一種“被掠奪感”,只會加劇個體的焦慮,從楊延平的焦慮到房奴群體的焦慮,進而加劇整個社會的緊張感。

　　按照國際標準,月收入的1/3是房貸按揭的一條警戒線,越過這條警戒線,將出現較大的還貸風險,并會造成買房者在生活中的長期壓力,影響正常消費,家庭生活質量下降,甚至讓人感到被奴役般壓抑。

　　楊延平的幸福感被消減,但畢竟他有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這也是市場化通過提高效率促使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表現,但它付出的代價,是對社會文化的破壞,包括精神上的衰退、對理想追求的淡化。

　　“但是,你還有別的選擇嗎?”楊延平說,當大多數中國人把買房看成獲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為家庭穩定的基石時,還有誰那么容易逃得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