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寶成
“關于職業技術教育，大家談起來都認為很重要，現實生活中又離不開，打心眼里卻瞧不上。”紀寶成，這位中國教育界富有個性、敢于直言的代表人物說起職業技術教育(以下簡稱“職教”)，又情不自禁地展現了以往“紀大炮”的本色。
在卸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職務11年之后，紀寶成今年2月又擔當了一個新的社會職務——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第四屆理事會會長。
從國內一流大學校長到任管理職教的社會機構，紀寶成談起職教來，并非“憤青”放炮圖個響，以他擔任過原商業部國內貿易部教育司司長，原國家教委高教司司長、計劃建設司司長，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等履歷，其對職教的觀察與建議當會具有建設性。由此，中國青年報記者日前對他進行了專訪。
說職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沒有上職業院校
談起職教的重要性，這位人大前校長用“三個離不開”總結了各級官員的講話：建設人力資源強國離不開職教；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離不開職教；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設和諧社會離不開職教。“可是，一個最大的反差就是老百姓不認可、不愿意送孩子上職業院校。”紀寶成說。
然而，1950～1980年代，我國曾用有關制度較好地解決了這種現象，不少地委書記、行署專員及縣委書記、縣長的孩子都上中專。同時，普通百姓的孩子想早點參加工作緩解家庭經濟壓力的話可以報考中專，將來想報考大學的話就去讀普通高中。
“現在幾乎沒有市委書記、市長與縣委書記、縣長的孩子上職業院校，就連說職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沒有上職業院校。”紀寶成說，“職教簡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詞。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職業院校是無奈之舉。”
來自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與麥可思研究院的調查數據也印證他了這個觀察。據統計，近3年，88%的高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2012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農村戶籍學生占到在校生總數的82%，中西部地區的學生占在校生總數的70%。父親、母親為農民、工人的學生人數占調查總人數的80%。
“這種現象是怎么造成的，全社會都應加以反思。”紀寶成說。
現有制度讓年輕人“擁抱資本，遠離勞動”
過去，一個八級工可以享受大學教授的待遇，工人、農民與解放軍戰士是令人崇敬與向往的職業。然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沒有及時改革與跟上，以至于現在年輕人越來越重金錢，樂意當白領，而不愿意當工農兵。
紀寶成把這種社會風氣歸結為“擁抱資本、疏遠勞動、輕視勞動者”。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對各種人才的科學評價，其跨越時空的價值不亞于《論語》的一些重要論斷。到當下社會，能有一百行出狀元就不錯了，其他行業似乎都出不了狀元。紀寶成說：“不能就教育來談職教的問題，而是要從改變不合時宜的思想，從制度設計、改革政策做起。”
首先，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社會不斷地在強化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異。這可以從領導講話，到新聞媒體，再到社會公眾，經常在說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鮮有提及勞動最光榮的價值導向。
其次，國家考試錄取制度“一棍子”把職教打入底層。中考時，重點高中、普通高中優先錄取，剩下的去讀中等職業學校；高考時，一本、二本、三本批次錄取結束后，才輪到高等職業學校錄取。久而久之，職教在社會上是一個什么印象呢。
第三，是職教畢業生就業的歧視性政策。比如，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錄取制度不準職業院校畢業生參加，戶籍制度不讓職業院校畢業生在大城市落戶。
第四，是人為隔斷的職業晉升制度。比如，職業院校畢業生到企業工作以后，從初級工、到高級工，最高只能升到高級技師。可高級技師享受什么待遇與地位沒有下文或執行不到位；從工人技師職稱序列向技術員、工程師職稱序列轉，外語考試卡死你；企業技術崗位能手聘任到職業院校培養高技能人才，人事編制制度不允許。
第五，是職教投入缺乏制度保障。過去，我國對職教的歷史欠債比較多，近幾年投入加大有所改善，但也是建立在領導重視了就錢多，領導提得少了投入就馬上減下來。
“各種不合理的政策與制度交織在一起，一個工人幾乎難以從最低層通達職業的光輝頂點，誰愿意去當工農兵？”紀寶成說：“這些‘莫明其妙’的政策制度為什么總是改革不到位、解決不好？到底是在堅持原則與制度，還是部門利益與壟斷思想在作祟，處處刁難人！”
盲目追求升格與高學歷將把職教帶入歧途
“我們在梳理國家財政、人社與戶籍等對職教不公的政策制度過程中，更要深刻檢討職教一些自輕自賤的地方。”紀寶成如是說。
比如，國內高等職業學校普遍存在“招不到學生，國家就不給錢”，招生服務于計劃而非服務于質量的現象令人堪憂。有的高等職業學校降到總分100分、80分錄滿為止，這意味著，高考5門課程平均每門成績20～30分的學生都可以上大專。一大批低線錄取的學生進入高等職業學校后，跟不上學習進度，3年之后又不得不降低人才培養標準給予畢業。
國際上任何一種教育模式要么是“嚴進寬出”，要么是“寬進嚴出”，從來沒有中國高等職業學校這種招生不設門檻，畢業不講標準的“寬進寬出”現象。這種人才培養方式只會讓社會越來越看低職教。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把職教“突圍”的出路寄托在升格與學歷上升方面，且升格動力越來越強勁。紀寶成表示：“把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理解為一場職校升格運動的話，將把職教帶入歧途。世界上沒有哪所小學辦得好就辦初中，哪所高中辦得好就辦大學的。”
況且，國內法律界定高等職業教育為大專層次，大部分高等職業學校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初期由中專升格為大專的，現在不可能像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10年那樣，平均每3天誕生一所高等學校。至于職業院校是三年制、四年制或五年制，社會并不怎么關心，而是關心職教培養的人才質量。
職教就是就業教育，要升學去接受普通教育，職業院校要各安其位，各盡其責，學生個體的學歷上升通道保持暢通，前提是需要付出努力與代價。比如，高等職業學校畢業生可以進入本科院校就讀，前提是必須通過語文、數學、外語等基礎課的考試。
“現在誘導職教升格的動力一方面是社會評價機制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官本位的非教育政策因素在推動。中職變高職，行政級別由正處級變副廳級；高職升本科，行政級別由副廳級變正廳級，地方可以安排不少領導干部。”說起這些，紀寶成痛心疾首。
不解決政策制度層面問題，光喊職教多么重要沒有用
“在深化改革與加快發展現代職教的時代潮流中，應摒棄官僚主義，深入基層，從思想、政策、制度、操作各個層面逐一梳理涉及職教的主要問題，哪些問題是省市一級政府可以解決，哪些問題需要中央政府層面統一協調解決。”紀寶成說，“不解決這些政策制度層面上的問題，光空喊職教多么重要沒有用。”
同時，政府在政策制度設計上要作表率，創造有利于職教良性發展的制度與政策環境，發揮廣大職業院校校長與教職工的智慧與創造能力；而不是去職業院校指手畫腳，越位關注微觀操作技術層面的問題。
“思想上的改變需要一個過程，但是政策制度的改革應該來得更快一些。”紀寶成說，當前，深化改革首先要表現在政策制度上，比如推進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與高等職業學校招生分類考試制度等；其次是加大對職教的投入，擴大優質職教資源，表明這類人才培養是重要的與高質量的；第三，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職教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進一步在社會上樹立和形成“崇尚勞動，尊重勞動者”的氛圍。記者 李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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