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云南一個村子40多人涉“盲井式殺人”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根據公開報道可知，近年來“涉毒村”、“詐騙村”、“造假村”等“整村犯罪”屢見不鮮，并呈現出作案手法專業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居多，甚至有部分村干部也參與其中。

　　基層干部及專家表示，農村傳統規范失范、部分農村地區極端貧困，共同“滋長”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暴利驅使下的“整村犯罪”，蔓延出巨大的黑色產業鏈，“斬”不斷“治”還亂。

　　整村犯罪 團伙作案

　　《經濟參考報》記者梳理發現，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安整體基本平穩，但近年來出現的一些“整村犯罪”情況并非個案，諸如“殺人村”、“涉毒村”、“詐騙村”等時有報道。

　　——“殺人村”。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官方微博近日發布消息稱，對涉嫌“故意殺人偽造礦難騙取賠償款”系列案的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依法向巴彥淖爾市中院提起公訴。檢方指控，該團伙跨6省區殺害17人。案件涉案嫌犯大多數來自云南省鹽津縣，其中40余人是該縣石筍村人。

　　當地有關負責人估算，石筍村所在的鹽津縣廟壩鎮近兩年來累計涉嫌“盲井式犯罪”的約有90余人，夫妻、父子、母子、兄弟、兄妹等近親共同涉案亦不鮮見。

　　——“涉毒村”。據報道，6月13日凌晨，廣東湛江市警方調集了600多名警力，對湛江開發區東簡街道庵里村進行集中整治。警方介紹，庵里村在東簡街道是一個有著4000多人口的大村，無業游民多，在冊吸毒人員有103人，各類負案在逃人員有20多人。2014年至2016年間，警方多次到庵里村查處賭博案件和吸毒人員時，都遭到村民的阻攔和妨礙。

　　廣東省汕尾市陸豐縣1999年和2011年兩次被國家禁毒委列為涉毒重點整治地區，去年年底因制毒問題嚴重繼續“帶帽”。當地的博社、西山等村制販毒犯罪曾達到“產業化經營、公開化生產”的程度，博社村更曾在2013年底一夜被廣東警方繳獲2.9噸冰毒。

　　——“詐騙村”。法制網一項調查顯示，“詐騙村”在我國多地頻現。以“重金求子”等電信詐騙為主的江西省余干縣、以電話冒充熟人詐騙為主的廣東省電白縣、以盜用QQ冒充親友詐騙的廣西賓陽縣等都曾出現過“整村犯罪”的情況。

　　作為全國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重點整治地區之一，海南儋州市電信詐騙活動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2015年9月8日，儋州市出動近300名警力對南豐鎮南茶村展開圍捕行動，抓獲涉嫌電信詐騙違法犯罪嫌疑人30名。

　　——“造假村”。去年有媒體披露，河北省石家莊市附近一個叫耿莊的村莊有40余年的“假日化生產史”。據統計，單是耿莊的假洗衣液年產量就能達到1800萬箱，流入市場后產生的年利潤接近1億元。這個地少人多、以自家作坊為組織形態的村莊，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日化用品造假產業鏈。

　　相關專家介紹說，近幾年，“整村犯罪、團伙作戰”在農村犯罪中占有相當一部分比例。當前農村犯罪呈現出兩極分化、隱患點多面廣、局部井噴的趨勢，已成為我國社會不穩定因素的重要來源，亟待引起重視。

　　分工明確 手段翻新

　　基層民警和專家學者表示，縱觀近期的一些“整村犯罪”現象，犯罪類型日趨多樣，犯罪手段不斷升級，農村正在步入“風險社會” ，安全治理面臨挑戰。

　　據公開報道稱，云南“盲井式殺人”案中74名被告人在作案中可謂手法專業、分工明確，有的負責物色可下手的礦井，有的負責物色適合下手的受害人，有的負責實施殺人，而有的則負責冒充親屬進行鬧事、索賠。

　　而在儋州市南茶村，當地辦案民警告訴記者，該村主要是家庭式團伙作案，分工明確，其他一些不相識者則靠電話單線聯系。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副隊長謝維軍說，“車不停在自家門口；村子里有老太太放哨，一見到陌生車輛，一群人立馬拔電源、拔硬盤，有時筆記本干脆銷毀。與此同時，詐騙每個環節的人互不認識，在網上聯絡，一旦干成一筆‘大買賣’，這個‘組織’會立刻解散，設備銷毀，互相不再聯系。”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偵查二大隊洪奇俊介紹，以往農村犯罪嫌疑人知識文化偏低，如今犯罪嫌疑人“不斷升級”，利用互聯網等高科技進行詐騙。例如，電信詐騙分子先通過互聯網渠道非法獲取公民信息(如航空乘客信息、高檔娛樂節目抽獎參與者等)，后通過互聯網尋找電信運營商或銀行，支付一定酬金，將虛假的機票訂、退、改簽信息發送給乘客。抓住航空乘客焦急的心理，冒充航空公司工作人員誆騙網民。

　　在云南“盲井式殺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有一個共同特征：多數集中在30歲上下，常年游手好閑、嗜賭成性，身上常年背著債務，卻又習慣于不勞而獲。在石筍村，一個家族內多名成員涉案的情況并不鮮見，例如該村木林社一楊氏家族就有8人涉案。

　　另據媒體報道，部分村干部也參與犯罪。“涉毒村”的博社村黨支部副書記、村委會副主任蔡漢武是“整村犯罪”的另一把“保護傘”，其涉嫌參與販毒、行賄等犯罪行為。落網前，蔡漢武正在家里睡覺，警方從他家搜出了350公斤成品冰毒。

　　儋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周有武表示，近年來，電信詐騙團伙作案窩點也從鄉鎮、村莊轉移到山嶺上，作案手法越來越科技化、隱蔽化，給公安機關偵辦帶來一定難度。

　　此外，隨著城鎮化加劇，部分“整村犯罪”易形成聯盟，某種程度上加大偵破難度。廣東省公安廳禁毒局政委邱偉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博社村兩千多棟房屋緊挨著，類似城中村。大片房屋是平房，少部分房子是小樓。密密麻麻的小道，大車都進出不了。村里面有明哨暗哨，外面交通要道設有探風點。

　　專家稱，隨著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市場經濟意識增強，原有集體式生產協作方式、觀念受到沖擊，大部分農村義務治安巡邏難以維持。

　　金錢崇拜 暴利驅使

　　記者采訪發現，近年來“整村犯罪”現象頻發，折射出目前農村傳統規范“失序”、新的約束制度未能同步建立、基層治安防范機制不健全，尤其是部分農村基層組織渙散軟弱，對于潛在風險長期縱容，最終釀成群體性犯罪，值得反思。不少基層干部建議，“整村犯罪”現象頻發倒逼當前農村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體系。

　　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波認為，從農村發展的自然規律來看，中國農村的人員結構等發生了巨變，居民價值觀念也在過去20年中發生了重大轉變，也為“整村犯罪”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伴隨著農村巨變的是傳統規范與制約的失效與新的制度沒能同步建立，導致人們迷戀對物的占有，對金錢的崇拜，產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一些案件中顯示的是共性的問題：村民犯罪的唯一目的是錢和利益。

　　有專家認為，從橫向對比來看，部分農村地區的極端貧困也在某種意義上“滋長”出了畸形的“整村犯罪”。不少“整村犯罪”村民生活的地方都極為貧困，例如廟壩鎮是云南省扶貧辦確定的貧困鄉鎮，石筍村是被扶貧的村莊之一。除了貧困，不少村民還有不良嗜好，比如好賭成癮、嗜賭甚至嗜毒成性。一旦賭輸或是毒癮發作，往往借高利貸，債臺高筑便鋌而走險。

　　一些基層公安民警表示，當前維持基層公共安全的自我服務力量不足也是導致“整村犯罪”現象未能被消滅在“苗頭”階段的重要原因。

　　記者在海南、四川等基層調研也發現，部分偏遠鄉村地區甚至出現了“治安管理真空”，常年沒有治安力量駐守巡防。記者在海南昌江王下鄉了解到，該鄉下轄4個村委會、13個自然村常駐3200名黎族同胞，轄區派出所只有4名民警，相當于1人負責1個村委會，警力明顯不足。

　　另一方面，基層干部人手缺乏，工作多、任務重，難以建立有效的社會防護網。四川射洪縣金家鎮鎮長吳冬說，村上人員復雜，但僅靠他和村主任、文書三位干部，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部分地方對村“兩委”班子成員的監督薄弱。在目前的村級基層組織中，大部分權力集中掌控在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手中。個別村民主集中制受到嚴重破壞，村“兩委”班子成員監督“一把手”難有實效。此外，由于一些“村官”的關系網錯綜復雜，“手眼通天”，根本不把鄉鎮干部放在眼里，鄉鎮的監管往往變得脆弱無力、無可奈何，致使很多能夠在萌芽階段制止的違法犯罪行為自由發展，最終釀成大禍。

　　倒逼加快農村精準扶貧

　　一些基層黨員干部、司法機關負責人認為，“整村犯罪”反映了經濟社會轉型期我國農村面臨變化與調整的復雜形勢，也倒逼農村加快精準扶貧，根治整村犯罪根源，以及從信息資源共享、農村警務戰略等層面建立有效的治安防范體系。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副院長魏永忠建議，首先需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在大數據背景下進一步推動警務信息化建設，加快推進實現全國公安機關的“一網化格局”。此外，社會治安防控的信息收集不能僅僅依靠公安部門自身，也需要集合社會合力，擴大信息來源。

　　其次，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助推“群防群治”落地。例如，今年初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出臺有關規定，設立專門社會治安群防群治信息線索獎勵項目，拿出百萬專項資金獎勵群眾，最高獎勵標準分為四級，一級信息線索原則上不低于5000元，獎勵發放可以以現金、銀行轉賬，也可以用電話充值、微信紅包、流量贈送等方式實施。規定出臺僅一月內，相關部門就收到群眾舉報線索并循線抓住了三名邪教分子。

　　第三，創新普法宣傳，加強對農村留守兒童、老人安全防范意識教育，有關部門應組織專門培訓，提升他們應對危險的能力。海南省儋州市司法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針對儋州部分農村電信詐騙猖獗情況，司法部門目前根據真實案例改編微電影進行司法教育取得良好效果。同時更具體的做法，則應該對未成年人，設立專門的教育基地，對他們進行正確引導，從源頭上扼殺犯罪“毒瘤”。

　　最后，多渠道豐富農民的業余文化生活。海南昌江縣王下鄉副鄉長盧以斌建議，一些邊遠地區的農村文化生活十分單調，要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化娛樂活動。此外，還需培育、規范農村文化消費市場，防止“黃賭毒”侵蝕，結合商家的贏利性與政府的公益性，創新模式，讓優質圖書、光碟等文化產品進入農村，為農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