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扶貧工作進入攻堅階段。群眾脫貧致富離不開產業發展,然而半月談記者在陜西一些縣區采訪發現,在基層扶貧中存在一種趨勢,即周邊什么產業“火”,就上馬什么產業。這樣盲目跟風,缺少差異性思維,導致種植數量上漲,產品滯銷,農民不僅掙不到錢,還對發展產業和脫貧致富越發迷茫。

　　半月談記者在陜北一個貧困村采訪,就碰到這樣的困局:作為紅棗的主產區,該村大力發展紅棗產業,但近幾年紅棗連續遭遇歉收或滯銷。當地政府為了扶貧,仍鼓勵增加種植面積,導致紅棗不但沒有收成,農民還得為爛在地里的果實發愁。

　　陜北黃河沿岸土石山區是全國五大集中連片的紅棗產區之一,是中國紅棗原產中心的一部分。在新一輪扶貧開發的推動下,發展紅棗產業成為陜北多地扶貧工作的主要選擇。

　　李家溝村(化名)是陜北一個普通的村落,村里剛通過移民搬遷住進了新房。但村支書李方圓(化名)因紅棗犯了愁。“我們村不在紅棗的優產區,土壤和氣候條件根本不適合種紅棗。優產區的紅棗個大、皮光、肉厚,但我們村種出來的個小、皮澀、肉少,在市場上沒有什么競爭力。”李方圓說。

　　但在十多年間,這個當地的重點扶貧村,卻被多次規劃為紅棗種植區,要“家家戶戶有棗園”。對此,李方圓也不理解,他說,2011年左右,縣里推廣種紅棗,每畝補貼200元,全村600多名村民中很多人響應,但種出來的紅棗品質不行,加上村子比較偏遠,賣不掉只好自己吃。去年縣上又要求村民擴大紅棗種植面積。“說實話,村里人現在熱情不高,現在1000多畝紅棗基本都爛到地里,還要擴大。”李方圓說。

　　李志高(化名)家是村里的貧困戶,2011年左右響應干部號召種植紅棗。“我當時種了3畝,一方面想著是有政府補貼;一方面也是認為政府指導的,應該還是會有前景。”

　　但紅棗并沒有為李志高帶來預想的收益。他說:“去年的紅棗賣不出去,我根本就沒收打。村里人有的把紅棗喂羊了,還有的人因為紅棗賣不上價,就把樹刨了,改種莊稼了。”

　　紅棗“敗了”,現在對搞什么產業,李志高也比較茫然,太多的錢投不起,投錢少又合適的產業還不知道在哪里。

　　李方圓說,很多扶貧項目都是政府給錢,農民種植。農民往往是哪個項目給錢,就上哪個項目,導致很多項目一哄而上,同質化嚴重。貧困戶更經不起這樣的折騰,一旦失敗就很難“東山再起”。

　　2015年10月底,陜西某市林業局在紅棗產銷情況通報會上公開的數據顯示,2015年該市紅棗種植面積為170萬畝,產量達到67.5萬噸,創歷史最高水平。但截至當年10月底,紅棗僅銷售了13.49萬噸,占全市紅棗總量的五分之一,銷售價格也從前幾年的每斤2元多一度跌落到兩三角錢。

　　“紅棗滯銷存在多重因素,但不可忽視種植面積劇增、產量不斷擴大的因素。去年全國紅棗過剩,陜西、新疆、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紅棗主產區價格都不同程度下跌,導致紅棗市場出現銷售難。”陜北當地一位紅棗種植戶說。

　　李方圓認為,產業扶貧是個好舉措,就怕政府好心辦壞事。“農民要富起來,必須發展特色產業,比如我們村剛剛發展的光伏產業,上面能發電,下面能種地,利于環保,也不浪費土地。”

　　作為移民搬遷的典型,李方圓在產業發展上也有自己的想法。“產業不能太多,也不能單一,既要有規模效應,也要差異化。”李方圓說,“政府扶貧是大好事,我們也希望政府在扶貧產業發展決策上,能多想想,多聽聽,讓我們農民真正受益。”

　　全國人大代表蔣秋桃在今年兩會期間曾呼吁,要謹防扶貧產業產能過剩。“在對口幫扶過程中,一些部門選擇的扶貧項目多為農林經濟作物、種植業、養殖業和初級加工業。如果相鄰村鎮發展相同或相近產業,極可能出現新的產能過剩。”

　　短評:扶貧產業須精挑慎選

　　精準扶貧,一在精,二在準。精就是要把產業做精做強,準就是要定向打靶,扶到根上、點上,讓貧困群眾真正得到實惠。

　　如何精而準?關鍵要找準路子、因地制宜。政府在引導扶貧產業時應避免貪大求猛,避免扶貧產業同質化,造成內部資源虛耗,增加無效供給。應當實行差異化競爭,讓每個產業向優質發展,具有不可替代性。

　　扶貧工作應尊重市場規律,減少盲目生產,要從向產量、規模要效益,轉變成向質量、品牌要效益。在與市場對接時,應從全國與區域不同層次,增強預警機制,做好產業規劃,有效規避市場風險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