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12月印發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要求，在《綠色發展指標體系》中，資源利用權重占29.3%，環境治理權重占16.5%，環境質量權重占19.3%，生態保護指標權重占16.5%，增長質量權重占9.2%，綠色生活權重占9.2%。

　　GDP增長質量權重不到資源利用、環境質量權重的一半，占全部考核權重不到10%。

　　新年伊始，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近期印發的多個涉及到生態文明指標的考核的辦法，對生態環境質量等體現人民獲得感的指標賦予很高的分值和權重，今年將加大力度抓好實施。

　　在這些考核指標中，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權重遠遠低于環境等指標，此舉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發生根本性變化。

　　西部邊陲實施

　　環保優先評價

　　“上天把世界上最美的藍給了愛琴海，把最美的綠留給了昭蘇”，“在昭蘇，只要抬頭看，看到的總是一幅畫； 只要側耳聽，聽到的總是一首歌”。新疆昭蘇給人印象最深的當數生態：這里有最原始的千萬畝高原草場，百萬畝油菜花海，十萬匹奔騰的伊犁馬。昭蘇縣委書記張剛一見面，就給本報記者描述了該縣的一幅美好生態圖。

　　早在2011年，新疆多地已開始弱化GDP考核，先行試點“生態保護優先評價”。據悉，從2011年起，博爾塔拉州就不再對溫泉縣考核GDP，實行生態保護優先評價。之后，溫泉縣整合重組了有色金屬礦權，先后關閉了硅錳冶煉廠等一批不符合環境評價要求的企業，制止了亂采濫挖等行為，同時提出要立足生態打造旅游勝地的目標。

　　中國50個重要生態功能區之一的新疆伊犁州，從2012年開始，弱化其特克斯縣和昭蘇縣的GDP指標考核，突出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指標考核。該州一名官員表示，這次調整考核導向為伊犁州各縣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重綠色GDP起到導向作用。之后，兩縣隨之調整了發展方向，開始大力發展旅游文化產業、有機生態農業、畜牧業等。如特克斯縣舉辦了“天山武林大會”，昭蘇縣舉辦了“天馬旅游節”，僅這兩個節慶就帶動了當地旅游收入的大幅增長。

　　在部分縣弱化和取消GDP考核指標的同時，新疆還試點下調了貧困縣的GDP考核指標。2010年，塔城地區主動下調了貧困縣裕民縣的GDP考核目標，轉而為裕民縣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生態經濟指明了方向。下調當年，裕民縣的工業增加值從1億元下降到了6000萬元。但是，裕民縣卻重點打造了“裕民山花節”，目前該節慶已升格為新疆區級旅游盛會，吸引著眾多游客慕名前來，帶動當地旅游業的大發展。

　　新春時節，新疆巴里坤哈薩克族自治縣縣長葉爾江·胡斯滿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介紹，由于干部隊伍實行了生態保護優先評價，巴里坤縣扎實開展生態城市、生態社區、生態農村、生態牧區、生態家庭、生態機關、生態學校、生態企業、生態軍營、生態景區、生態園區等生態創建活動，實施“青山、綠水、藍天、凈土”四大工程，縣域生態環境持續轉好，成為西部邊陲典型的具有歐洲風格的天然避暑勝地和度假天堂。

　　一把手當河長

　　方便群眾監督

　　2017年2月11日清晨，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新獅街道沙溪村薄霧籠罩，村委會主任邵偉鑫沿著村旁的通園溪走走停停、仔細巡河。作為通園溪沙溪村段的村級河長，定期巡河是他的規定動作。他說：“每天來走一走，看到溪水清了，河面無垃圾漂浮物了，心里才踏實。”

　　通園溪是流經市區一支重要水脈，發源于北山，向南穿城而過，最后匯入婺江，一度淪為“黑臭河”。為整治通園溪，金華市、區兩級領導擔任河長，動員轄區干部群眾清淤疏浚河道，清理河面垃圾，實施截污納管，并開展河道生態治理，部分村鎮還對河岸進行綠化護坡。前不久經過檢測，通園溪水質由原來的劣Ⅴ類提升到III類，治水成效斐然，昔日“黑臭河”終于摘帽。

　　2月10日，陜西省河長制啟動暨無定河綜合治理動員大會舉行。即日起，陜西省全面推行河長制。陜西省委書記婁勤儉、省長胡和平任總河長，8位省領導擔任渭河、漢江、丹江、涇河、延河、渭河西安段及昆明池、北洛河、黃河陜西段的河長。

　　上海2017年底前將實現全市河湖河長制全覆蓋。按照分級管理、屬地負責原則，上海建立了市、區、街鎮三級河長體系，其中，市政府主要領導擔任市總河長，市政府分管領導擔任市副總河長；各區區委書記擔任區第一總河長，區長擔任區總河長。

　　水利部近日印發全面推行河長制工作督導檢查制度，將在2017年和2018年進行四次督導檢查。該制度明確督導檢查內容主要為河湖分級名錄確定、工作方案制定、組織體系建設、制度建立和執行等情況以及河長制主要任務實施和整改落實情況。

　　業內專家認為，中國推行河長制，擔任河長的都是當地一把手，又有群眾的有力監督著，他們一定會造福千家萬戶。

　　“環保約談”給

　　官員上緊箍咒

　　隨著“大氣十條”終考臨近，2016年以來，環保部不止一次因大氣污染防治不力約談地方政府。2016年4月，環保部約談了山西長治、安徽安慶、山東濟寧、河南商丘、陜西咸陽5地政府負責人。通報顯示，這5個城市普遍存在一季度大氣主要污染物濃度不降反升、企業環境違法、面源污染普遍存在等突出問題。

　　進入2017年，環保部1月19日對山西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人進行了約談，原因是“2016年空氣質量六項監測指標不降反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同比增加31天，大氣環境質量連續兩年呈現惡化趨勢”。

　　《浙江省環境保護廳約談暫行辦法》日前出臺，“被中央媒體曝光或省級媒體曝光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做出批示的；被環保部、環保廳掛牌督辦逾期未能解掛的”等八種情形被列入約談范圍。

　　“深感不安，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針氈，接受約談，正視問題……”臨汾市市長劉予強在約談會上如此表態。這是檢討，更是承諾。

　　環保約談看似只是動口，實則不然，約談與問責密切相關。環保部發布數據顯示，2016年第二批7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自11月24日起陸續實現督察進駐，截至12月5日，共立案處罰295家，拘留18人，約談問責275人。2015年河南駐馬店市政府負責人被環保部約談，該市對7名政府責任人員做出免職、警告的處理。

　　環保部門是帶著問題清單約談，對著整改賬單提要求。每次約談通常會提出，環境質量“只能更好，不能變壞”，必須整改到位。為保證整改到位，環保部必定要動真格。仍以對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人約談為例，環保部暫停了臨汾市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民生及節能減排項目除外)，并要求山西省環保廳以及臨汾市縣兩級環保部門同步執行。如此動真格，意味著約談絕非走過場，整改必須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