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農民，起初在城里打工，2000年，我回到村里擔任了村里的出納，2006年開始擔任村委會主任。“村主任”雖然位階不高，但權力不小，對于村里的各項事務，村干部可謂一言九鼎。我很早就知道，村里的房地產開發、惠農資金發放、開發建設土地補償等都是村負責人來錢的好機會。于是，我將村里有關拆遷、房地產項目的負責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涉及需要村黨支部、村委會集體討論的事項，我就與村支書先商量好，我倆說了算，由我在會上提出，他表態同意，至于其他“兩委”干部則都是“擺設”。

　　當村委會主任近十年，我養成了敢說、敢干的“強勢”性格，無視黨紀國法，法律意識淡薄，上級組織黨課、廉政課、法治課，我是能拖就拖、能逃就逃。看到周邊村干部財大氣粗、住別墅、開豪車，我也晝思夜想如何能從房地產商兜里“套”出錢來。就這樣，在一涉及城中村改造項目的房產商手里，為我能“盡全力幫助”他在村里順利完成拆遷，他在辦公室先后三次給我60萬元現金。

　　近年來，大量農村集體土地在城市化進程中通過轉讓給開發商、政府收儲、村集體自留用地建房等方式，演變為城區土地，這些項目多數以村為主體進行實施，決定權掌控在村負責人手中。我村在石家莊市二環路邊上，很受房地產商青睞，他們通過我的同學、好友找到我，想在我村搞開發，我的原則是誰給我錢多就讓誰干。于是，開發商用編織袋裝現金放在車后備廂里送給我，總共送給我1000萬元人民幣現鈔，這些錢最終讓我領刑十一年。我不學法不懂法，不知在共同犯罪中，每人都要對犯罪總額負責，結果我的上訴被二審法院駁回，維持了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