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香港特約記者 張利 環球時報記者 范凌志 徐亦超 邢曉婧】“港獨”標語在多所高校肆虐，香港的開學季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暴”。12所香港大專院校學生會對此事發表聲明，宣稱大學師生享有言論自由，討論“港獨”絕無不可。再加上教育大學、中文大學等學校學生會長此前“香港已進入極權時代”“香港法治名存實亡”等激進言論被曝光，香港學生會“港獨溫床”的標簽似乎已很難撕下。有分析說，學生會之所以發展至此，是因為反對派政黨會從學生會中挑選青年骨干，一些懷有投機心理的學生想走“從政捷徑”，因此以宣揚“港獨”求曝光度，吸引政界人士注意，學生會乃至校園就此成為“政治演練場”。該觀點成立嗎？參加過學生會活動的香港學生、了解情況的學者等多位人士對《環球時報》記者講述了他們眼中的香港學生會，以及對此問題的看法。

　　做宣傳，做“危機公關”，經常忙得睡辦公室……

　　在香港高等院校，加入學生會被稱為“上莊”。“我參加學生會是因為在迎新活動時受到師兄師姐的鼓勵。”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學生會干事的黃先生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這是個小圈子，經常由校園里最有政治熱情與行動力的一批人組成。由于工作量大，學生會成員經常睡在辦公室，每天忙到只能睡四五個小時。正因為如此，每年都有學生會骨干因為學業不合格需要延期畢業。

　　香港理工大學前任學生會及校董會成員郭晁霖19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從鍛煉能力角度而言，我認為在學生會里最能提升的就是組織力與抗壓力。舉辦活動時，活動要辦得精彩，流程必須順暢，參與者必須踴躍;與校方溝通政策時，要保證議題得到關注，相關力量必須凝聚，這些都離不開組織力與動員力。在各類事務中，總要面對失敗、人事沖突、組織角力，甚至是自我內心掙扎，而這些必須具有抗壓能力。”

　　“與內地學生會相比較，香港學生會更具‘實戰’性，遇到的挑戰也更多。從你‘上莊’那天開始，你的精力就都要花在這上面。”曾先后在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科技大學讀書的內地人徐南濱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在學生會中最能練到的本領就是宣傳和“話語術”。“每屆學生會輪換時，競選者可以說是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地為自己宣傳，要論述自己所在的候選內閣的‘施政綱領’，還要學會有風度地面對臺下學生各種尖酸刻薄的提問。我覺得這種狀況最像從政者。當選后，痛苦的日子還要繼續，各種述職以及階段性總結不斷，這些工作基本貫穿整個學期。另外，還要隨時準備應對突發狀況，比如被質疑財政不透明時，要做好‘危機公關’。此類‘緊急事態’發生概率很高。”

　　關于香港學生會的組織結構，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對《環球時報》記者介紹說，學生會是獨立于大學之外的社會團體，并不隸屬于大學，大學的管理層也不會干預學生會的運作。學生會大部分都采取“內閣制”，學生會主席一般只有一到兩年任期。另外，很多高校里每一個系都有系學生會，甚至宿舍里也有宿舍的學生會，他們同高校的學生會也不存在上下級關系。

　　在鄧飛看來，香港真正參與高校學生會的人不多，因為“有太多學生組織了”。而且，學生會經歷在就業時也“無關痛癢”，甚至在一些敏感時期，參與學生會的人畢業后在商界不一定有優勢，因為雇主怕他們在公司搞“工運”。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要參加學生會，理由有二：政治熱情很高，那么這肯定是為了“政治演練”;為了“泡妞”，看似簡單的理由，但人人皆知。

　　有機會去海外研修，做議員助理，得到財政支持……

　　學生會與政界如何建立關系？ 徐南濱說，學生會有時會邀請一些香港政界人士(通常建制和泛民兩派都有，但泛民的人士居多)就本校校園內乃至整個香港社會所關心的話題，舉辦講座或者論壇。在邀請的過程中，可能會跟香港立法會的議員助理，甚至議員本人產生聯系，這為他們和政界人士交流提供了一個平臺，校內學生會當中的一些“活躍分子”也就有機會讓香港政界人士注意到。

　　香港學生會成員畢業后，成為立法會議員助理的不在少數，比如“民陣”前召集人陳倩瑩、學聯前秘書長周澄等。在本屆立法會也有類似的情況，議員朱凱廸就請了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做助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19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香港學生會主要的政治基礎是香港本地學生，尤其是政治思想活躍的學生，他們本身是香港青年中知識、社會認知以及行動力的優秀部分，因此容易成為反對派進行政治人才培養的重點對象。“與政界(反對派)人士建立聯系的方式，除了對方主動找上門，可以通過導師、在學校里搞論壇、關注公共政策和社會運動、組織調研隊伍等方式。”

　　田飛龍認為，有些學生會有點像香港反對派的外圍組織，學生得到財政支持的同時，也會有成為議員助理、去海外研修等機會，而且媒體能見度高。從這點來看，學生會成為部分學生“從政的捷徑”也有“一定根據”。

　　“從現實角度看，學生組織透過社會事務難免與政界產生聯系。同時，有不少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后踏入政途，再加上現在參政年輕化現象以及媒體的推動，因此也不能否認學生會可能成為部分有投機心理青年從政的‘捷徑’。”郭晁霖對《環球時報》說。

　　除了學生參政的意愿，學生會的“政治屬性”也與政治勢力的滲透有一定關系。去年年底，香港多所大學陸續選出新一屆學生會干事會。有港媒發現，不少激進組織和“港獨”團體成員，以學生身份打入學生會內部。比如，城市大學新一屆學生會成員無論是服裝還是宣傳品，都使用棗紅色，該顏色與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使用的顏色“出奇的”相似。該校新任學生會長陳岳霖、外務副會長梁雋晞一同應邀參與過“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與發言人周浩輝主持的網媒節目。在節目中，陳浩天非常關心各所大專院校學生會的組成，多次向陳岳霖查詢并提出建議。

　　另一所香港高校樹仁大學學生會新“內閣”成員蘇曉楓被爆與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頌恒和游蕙禎同屬“青年新政”核心成員。此前在反對派發起的一場游行中，蘇曉楓一直背著大喇叭與梁游并肩而行。有樹仁學生披露說，競選期間，“官司纏身”的梁頌恒也抽時間到樹仁為他們“助選及提供意見”。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城市大學還是樹仁大學學生會，他們當選的投票率均不足13%。此外，有港媒近日在對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8所院校的學生會的調查中發現，他們的支持率在會員學生中都不足兩成。

　　“這取決于個人選擇”

　　不少香港學生會的政治傾向偏泛民，與其背后的一個“潛規則”也有關系。鄧飛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實際操控學生會事務的還有一個群體，就是“老鬼”(前學生會主席或者干事)。“這些‘退而不休’的‘元老’甚至在畢業后都影響著學生會選舉。”鄧飛表示，“老鬼”并不是操控某一個“內閣”上任，而常常是阻止某些人進入“內閣”，“比如對于鼓勵跟內地交流的同學，他們會以‘內地來奪權’等說法‘抹紅’對方。在我上世紀90年代上大學時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只要有善意的聲音，‘老鬼’肯定會跳出來。所以，香港高校里提倡跟內地溝通的同學很難當上學生會主席”。

　　鄧飛表示，以前學生會對一些社會熱點話題只會發表溫和的回應，最多貼貼大字報。但2012年以來，他們的回應手段已經開始越來越激進，甚至有點行為藝術化，學生會之間會有“攀比”的心態，比著誰“更激進”。

　　有分析稱，有時一些人比較具有煽動性的戲劇性表演，就是為了向組織背后的“老鬼”進行“政治諂媚”。

　　就學生會與政界的聯系，郭晁霖對《環球時報》說：“學生會本來就是一個面向公眾的團體，每當出現不同的社會議題，學生會都會表達自身立場，因此難免會根據當時的議題與其他組織進行合作。至于從個人而言，是否與政界組織有接觸，這取決于每個人的選擇。”

　　徐南濱認為，兩者的聯系并不像一些內地人想象的那么緊密，只是在某些政治性較強的事件發生時，學生會做出的一些表態是在香港社會某些人眼里的“政治正確”。至于整個校園成為“政治演練場”更說不上，“不要錯估香港學校‘傳道、授業、解惑’的本職功能與泛政治化表象所占的比例。有理不在聲高，占據主導地位的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數’”。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王翠翠對記者說，從整個高校氛圍而言，即使近兩年發生了一些政治風波，但校園并沒有成為“政治角力場”，絕大多數同學非常理性，對政治保持關注但不會盲目參與一些黨派，尤其是“獨派”，在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沒有什么市場。“政黨基本不會進入校園進行造勢，畢竟大學是神圣的學術殿堂，他們這樣做反而會招致反感。而校園里偶爾出現的‘港獨’口號只是一種所謂言論自由的象征，沒有太多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