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來，只有周日屬于退休的周紀龍自己。其他日子，他都在重復做著同一件事：開著私家車，奔走在7個鄉鎮、3個街道的18個殘疾人圓夢工作室。

　　這是他給殘疾人的求職之路。目前，18個殘疾人圓夢工作室共吸納了262名殘疾人就業，每年完成端子板、鉚件、焊接件等各類零件2000多萬件。僅2017年度發放工資金額就達240多萬元。

　　長江流經江蘇常州新北區春江鎮，形成了一個叫錄安洲的小島。周紀龍生于斯長于斯。

　　1973年參加工作后，周紀龍一直與經濟打交道，在鄉鎮辦過企業，后來擔任鄉鎮財政所所長。2006年，因為錄安洲要拆遷，他擔任社區書記。2013年退休前，周紀龍是春江鎮春江社區黨總支書記。

　　作為社區“父母官”，總有一些讓他牽掛的人。家住春江鎮百馨花苑的譚明東就是其中之一。30歲的譚明東患有精神分裂癥，父親去世，與母親譚建英相依為命，生活清貧。

　　“整天待在家里，無所事事，怎么辦呀？”譚建英一肚子苦水，“生活上的一切都要靠我，讓他一個人出去，我也不放心。”

　　周紀龍特別能理解這位母親的苦衷，“如果一個孩子無法實現夢想，無法滿足自尊，就會將憤怒遷移到父母身上。”

　　來自安家社區的21歲小伙子包立超也是他牽掛的人。包立超患有自閉癥，小時候因患骨癌，不得不截肢，母親身體不好，一直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初中畢業后就賦閑在家。

　　“跟他說話，聲音小得像蚊子一樣，需要父母在家看管照顧，這樣父母就不能外出就業，他就成了家庭包袱，這樣的家庭難于脫貧致富。”周紀龍說，“如果幫助了一個殘疾人，實際上是幫助了一個家庭，也解決了一個社會‘包袱’。”

　　以前社區工作多而雜，無法專注。退休后有了更充足的時間，周紀龍決定為他們做點事。

　　要解決殘疾人的經濟問題，幫他們消除旁人的冷眼，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能找到工作自食其力，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多年財政所的工作，周紀龍擅長與企業打交道。他奔波于周邊工廠，希望他們能給殘疾人提供工作機會。他幾乎跑遍了鎮上大小工廠，工廠領導一聽殘疾人就拒絕了。

　　蘇南是鄉鎮企業的搖籃，當地盛行“代加工”，這給了他啟發。他找到一家生產十字繡的企業，見到老板說明來意——讓殘疾人做十字繡前道分選和穿線工作。

　　老板的第一反應就是猶豫 ，“會不會耽誤工期？”這時，周紀龍幾乎是拍著胸脯保證。

　　“好，看在殘疾人的分上，那就試試看吧。”老板答應了。

　　領料、分料、示范、交貨……周紀龍忙得團團轉。1個月后，幾位殘疾人領到了第一筆工資。讓人沒想到的是，當地一些殘疾人或家屬聞訊后，也都找上門來，請求幫忙。

　　為了能聯系到更多適合殘疾人加工的產品，周紀龍跑遍了整個新北區，又跑遍了武進區。最后又跑了江陰市的幾十家工廠。大多數企業的顧慮還是不放心殘疾人加工質量，怕他們損耗太多，更怕他們不能準時交貨，影響生產進度。

　　為了獲得他們的理解，周紀龍“有備而來”，他講了美國柯達公司的故事。這個公司制作感光材料，需要有人在暗室工作，但視力正常的人進去后，猶如駕駛了一輛失控汽車，不知所措。后來，公司下令將暗室工作人員換成盲人。結果盲人遠勝過正常人。

　　故事感動了常州武進“凱都電器”的老板，周紀龍終于拿下了加工端子板的訂單。

　　可拿到訂單，周紀龍又犯愁了。工廠沒人愿意來給殘疾人崗前培訓，“他們怕麻煩，覺得殘疾人悟性不行，文化水平低，要一個個手把手教，怕都教不好。”有人毫不客氣地說。

　　無奈之下，周紀龍自掏腰包，請單位派員工來給殘疾人培訓，他自己跟著學。等他掌握后先教會肢體殘疾的員工，再由他們去教輕度智力殘疾的員工。

　　實際上，并非所有家長愿意把孩子送過來。他們認為，殘疾孩子本來就是負擔，再出去工作也“很丟人”。周紀龍苦口婆心給家長們講道理，殘疾人一樣可以通過勞動實現價值，在和其他殘疾人一起工作，身心都能夠往好的方向發展。幾次溝通下來，家長們都愿意接受建議。

　　2013年11月，春江社區殘疾人加工坊正式開業了，首批15名殘疾人實現就業。當時，社區里響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聲……

　　譚建英把兒子送到這里，剛送來時，前腳送到，后腳兒子又跟著她跑回家。一段時間后，兒子開始正常上下班。譚建英倒不放心了，偷偷跑過去，被眼前的一幕嚇一跳：兒子穿著工裝，雙手在日光燈下來回穿梭，幾十個接線端子板在手邊碼得整整齊齊。

　　這種變化是她壓根兒沒想到的。更重要的是，她自己也被“解放”了，現在可以抽空出門打工賺點錢。

　　譚建英一家的變化，也是周紀龍最希望看到的。不可否認這個群體的龐大，一個數據顯示，新北區戶籍人口53.9萬，持證殘疾人11432人，城鎮3201人，農村8231人，就業年齡段殘疾人5748人，其中有勞動能力的4071人。

　　周紀龍摸底調查發現，企業可以接受的殘疾人主要為下肢輕度殘疾和語言、聽力殘疾，而且要求就業年齡段年紀較輕。整個新北區肢體三四級和聽力語言殘疾，年齡在16歲到45歲的只有925人，再加上政府沒有特殊政策，企業安置積極性不高。

　　“依據殘疾人救助政策標準，他們最高只能得到相當于低保的資金救助，而對于沒有收入的殘疾人來說，這點幫助只能實現低水平的溫飽，小康更是奢望。”周紀龍說。

　　2014年4月，春江社區殘疾人加工坊成為第一批圓夢中心工作室。內外兩間工作間整齊干凈，有人插墊片，有人釘螺絲，有人裝螺帽……工作室裝有空調和電視機、收音機，干活兒時，他們看喜歡的小品，聽喜歡的歌曲兒。

　　如果不是看到工作室旁“康復室”有訓練用墊、平衡板等整套的康復設備，很難想象這是一條屬于殘疾人的流水線。這里分成多個小組，每個小組6人，分工明確，智障的人排塑料塊，聽力不好的人搞插件，手稍微殘疾的人打螺絲釘，腿不好、但手靈活的人就負責點電焊制作端子板。

　　“這才是最佳搭檔。”小組長陳建偉說。今年50多歲的他從小患有麻痹癥，腿腳不便，以前在一家電子廠工作，由于企業效益不好，離家遠，“感覺常常被歧視”的他氣不過，辭職了。

　　來這里后，他感受到“家一般的溫暖”，每天中午可以享受政府免費提供的10元午餐，每年生日都會領到兩個蛋糕，一個在工作室與工友們分享，另一個可以帶回家。

　　工作室現場負責人顧定華回憶，一次，組織員工逛公園，他們個個興奮得像孩子，不停呼喊，“好像多年的郁悶糾結得到釋放，回來都說過癮，下次還想再去。”

　　周紀龍對細節的苛求是出了名的。

　　新北區孟河鎮殘聯助理余麗娟說，工作室2樓有扇窗戶位置比較低，周書記看到后，就要求把窗戶開小一些。余麗娟不解，周書記就解釋，萬一智力和精神狀況不太好的殘疾人從這里誤摔下去，會造成嚴重后果。

　　2014年11月13日，圓夢工作室的模式被新北區殘聯認可，當地專門成立殘疾人就業圓夢中心，統一負責就業工作，并逐步在各鎮、街道成立圓夢工作室。

　　隨著工作室數量擴張，管理越來越難，瑣碎事兒一串串：有人上廁所摔了，有人騎電瓶車被剮了，有人沒有按時吃藥發病了，有人把工件偷回家了，有人吃飯時吵起來了，有人私奔了，有人喜歡吃肥肉，有人喜歡吃瘦肉，有人不喜歡吃肉……

　　面對這些，周紀龍就像個“大家長”一樣。如果有人鬧脾氣，他也會耐心安撫，穩定他們的情緒。

　　2015年春季的一天，忙碌了一天的周紀龍剛進家門，突然接到凱都公司電話，對方在電話里非常生氣。原來工作室加工的產品不符合要求，要大規模返工。如果耽誤工期必須要賠償。

　　周紀龍立刻找來現場負責人顧定華，一起趕到公司。經核對是企業提供的原材料出錯。他倆連夜驅車趕回，分頭一個個給工人打電話，說明情況，讓他們加班。沒想到工人一聽要加班返工，都鬧情緒抵制。

　　周紀龍一邊向殘聯匯報，爭取資金支持，一邊自掏腰包買小禮品到員工家慰問。在一一說服下，大家都被一一說服。整整5天，周紀龍驅車幾十公里聯絡企業，又趕回來安撫殘疾員工情緒，終于完成返工任務。

　　隨著“冒出”的問題越來越多，周紀龍發現，有些問題不能忽視，比如安全生產、隊伍建設、管理規范、工傷事故等問題。“讓工作室健康持續運行，必須靠制度”。

　　由于殘疾人的特殊性，他們沒有指標壓力，導致管理工作不夠規范。周紀龍說，必須制定年度各工作室考核辦法，明確各項工作要求，以制度為保證，以考核促發展。

　　周紀龍梳理了近幾年圓夢工作室的發展，2013年員工總工資只有15萬元，2014年是28萬元，2015年是78萬元，2016年是159萬元，去年更是到了240萬元。其中，這些工資都是分配給各個圓夢工作室。5年多來，工作室都是按月發工資，從未有拖欠。這讓他感到自豪。

　　最近，薛家鎮殘疾人就業圓夢工作室有幾名員工生病請假了，現場負責人壓力陡升，怕完不成任務，他找到周紀龍能否減免任務。不過，這位負責人也承認，如果沒有考核制度，工作室就會無組織、無紀律，像一盤散沙。

　　從事了多年財務工作的周紀龍深知財務重要性，一套成熟、透明的財務機制，能確保每個工作室在“陽光下”運行。如今，每個工作室，都像一家成熟企業，有專門的財務人員核算員工工資，每人一本賬，下班之后核對簽字，每天干活兒數量都會公布。

　　2017年5月5日，春江鎮長江社區的村干部找到蔡紀美時，蔡紀美還納悶：誰會要殘疾人去上班？現實中，她和丈夫戴維龍兩人都是下肢肢體殘疾，走路都要靠拐杖。

　　當時，她和丈夫擠在農村數十年沒有修繕的老房子里，每月僅靠200元低保生活，孩子營養不良，站在同齡孩子面前，整整矮一頭。無奈之下，丈夫去做鞋匠，每月收入增加800元。

　　可這樣的日子維持不了多久，鞋匠需要大手勁，幾年下來，丈夫每次拿起鞋子，手就會不停地抽筋，他已經無法勝任這份工作。

　　如今，這份工作對蔡紀美來說還是很輕松的。每天6點多到工作室，下午5點半回家，周日休息一天。她負責“插片”，每天最多能完成2500多個零件。倆人每月工資加起來有3000多元，換做以前不敢想象。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在這里找到“存在感”。今年55歲的張志明在這里找到“平等的感覺”。

　　10歲時，在磚廠工作的他不慎掉入磚窯，機器瞬間將他的右腿截成三段。此后大半輩子，“歧視”如影相隨。直到來工作室，他的收入才增加。日子改善了，家里也添了新家具，“連吃肉的機會也比以前多了。”

　　還有一些年輕人在圓夢工作室的幫助下，走入社會。包立超被帶到工作室時只有21歲，“自尊心強，很要面子，怕別人看不起，更不敢跟別人講話。”這是他的自我評價。

　　第一個月拿工資，雖然只有300多元，包立超拿著幾張錢，一遍又一遍地數，看到爸爸來接他，立馬把錢掏出來。那時候，還在長身體的他，每年都要換一回假肢，家里沒錢，又不好開口，只好忍著。后來，周紀龍發現包立超走路齜牙咧嘴的樣子，才得知原委，連續3年幫他換假肢。

　　“我對不起周書記，有時真不想再長高了。”包立超說。

　　其實，更難挑戰的還是心理恐懼。周紀龍隔三差五送勵志書，讓他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學習保爾·柯察金。在《我與地壇》中，史鐵生提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包立超看了，有些豁然，他也嘗試改變自己，克服在家閑散的習慣。慢慢地，干活兒時也能安心地坐住了，厭煩情緒也越來越少……

　　誰也沒想到，2016年新北區的技能大賽上，這個身高1米9的小伙子表現突出，成績優異。后來，他被常州加冠電子有限公司錄用。

　　“這些殘疾人都是有就業意愿，卻找不到合適工作。現在就業，經濟上寬裕了，還找到了人生新價值，生活更幸福了。”周紀龍感慨道。

　　去年，圓夢中心給某企業交貨時，發現少了兩萬件貨，大伙兒心急如焚。

　　周紀龍查了收料單沒發現問題。公司要求賠償所有零件以及誤工損失，而這對圓夢中心來說幾乎是“致命打擊。”

　　情急之下，周紀龍調取了攝像頭記錄，剛好拍下了卸貨場景。清算后，卸貨確實少了兩萬件，工作人員粗心，沒有核算就簽字了。

　　當企業看到了視頻記錄后，立刻補上兩萬件貨物。“與企業打交道，是一門需要經得住時間考驗的藝術。”助手陸建明總結說。

　　能將這種“難事”處理得干凈利索，得益于圓夢中心“集團化運作、企業化管理”的方式。

　　如今，這種幫助殘疾人輔助性就業的做法，也越來越受到社會好評。

　　常州凱都公司已成為“最大的客戶”，公司副總經理王文遠被“退而不休”的周紀龍感動，“自己生活并不富裕，卻無私幫助困難群眾。我被他的愛心所感染，心甘情愿地想把愛心傳下去。”

　　常州市委常委、新北區委書記周斌說，262個殘疾人背后就是262個家庭，周紀龍給262個家庭找到了實現幸福的路。用“扶貧與扶志”相結合的方式精準助殘，把“我要”“你給”變成“我行”“我實現”，由“包下來”變成“扶一把”。

　　目前，新北區每年投入200萬元左右用于工作室建設、水電、房租、日常管理運營等。由于政府的支持，才能確保企業支付的工資，全部都給殘疾員工，工作室不留存一分錢。

　　5年來，企業、社區、工作室是周紀龍的“三點一線”。有時候，他一個人開車容易打瞌睡，就拉上老伴兒。“她在家也沒什么事，不如陪著我一起出去看看”。

　　在周紀龍的公文包里，至今放著一份《轉院表》，他的頸背上長了一個腫塊，家人“下命令”要求他去上海看病，他也專門從常州腫瘤醫院開了轉院申請表，由于第18個工作室建設推遲，申請表已作廢了兩次……

　　工作室要堅持下去，少不了團隊，周紀龍也認真培養“接班人”，有人專門跟著他跑企業，有人專門負責財務，每個工作室都要有得力的現場負責人……他等待能真正安心退休。

　　每晚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家門后廣場聚集了跳廣場舞的人，周紀龍的老伴兒喜歡跳雙人舞，但她至今只有女舞伴。他跟老伴兒說，等他有空，會認真學一下雙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