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要：對于中國經濟，市場大可不必過于悲觀。我國經濟內生動能增強，中周期仍然處于上升階段，經濟韌性不可低估；去杠桿帶動的金融周期回落屬于主動可控式的，雖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有壓力，但在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下，失控可能性不高；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雖然不確定性大，但全面貿易戰是雙方乃至全球都不能承受的。因此，在不能過于樂觀的同時也無須過于悲觀——

　　當前，市場上有部分人對經濟前景產生悲觀情緒，認為內有金融去杠桿、流動性趨緊，外有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憂慮我國經濟在某個時候出現大幅回落。

　　我們認為，大可不必過于悲觀。一是我國經濟內生動能增強，中周期仍然處于上升階段，經濟韌性不可低估；二是我國去杠桿帶動的金融周期回落屬于主動可控式的，雖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有壓力，但在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下，失控的可能性不高；三是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雖然不確定性大，但全面貿易戰是雙方乃至全球都不能承受的。因此，對于我國經濟，在不能過于樂觀的同時也無須過于悲觀。

　　經濟中周期方興未艾

　　當前，我國經濟仍處于這一輪中周期上升階段，尚未見頂。經濟中周期受企業設備投資主導，大體上有10年左右的周期波動，往往與金融條件、企業盈利、技術更新等因素密切相關。

　　據測算，自2015年來，我國經濟逐漸形成了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輪中周期，目前仍處在一個向上階段，或將于2019年見頂。除非出現極端情形，否則中周期將是當前我國經濟韌性的主導力量。另外，我國經濟中周期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中周期時間上一致性較強，容易形成共振。

　　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我國目前處在中周期向上階段。在設備投資方面，2016年以來持續復蘇，企業改建投資逐步升高，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改建投資增速幾乎每年上一個臺階。

　　在進出口方面，數據表明我國內需強勁，尤其是與企業投資相關的原材料和設備進口。今年1月份至5月份，我國出口增速處于較高水平，遠遠快于去年，但同時我國貿易順差有所減少，原因是進口明顯加快。在進口貨物中，這兩年變化最快的是原材料（鐵礦石、銅、原油等）和企業設備，如金屬加工機床、工業機器人進口。

　　經濟內生動能增強

　　自2007年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長期趨勢和中周期同時向下的深刻調整過程。在這段時間里，先是不少行業（如水泥、部分中游設備等）自發去產能，后有政府主導對鋼鐵、煤炭、有色等行業的供給側去產能改革，從而使得大多數行業集中度得到顯著提升，庫存水平整體“下”了一個大臺階（螺紋鋼庫存降了近一半），產能利用率從低谷不到70%重回近80%的水平，企業盈利能力也恢復得不錯。

　　另外，自2014年以來，高新技術行業，如人工智能、機器人、新能源、通信設備、物聯網、大數據等行業高速發展，業已初具規模。從投資角度來看，高新技術投資貢獻制造業投資達到15%左右。從生產角度來看，我國高新技術行業對經濟貢獻率達20%至30%。

　　而且，高新技術行業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不斷與成熟行業融合，大大改進了我國企業傳統的生產方式，使得經濟結構向越來越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方向轉變，這些都帶動了整個經濟生產效率的提升。經過測算，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將一改前幾年不斷下滑局面，轉而開始回升。

　　預計，未來幾年經濟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改善。按照“十三五”規劃，我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在2020年將達到2.5%，當前只有2.1%。隨著落實“十三五”規劃的要求，以及各地積極開展產業引導基金的投入，我國新興行業發展勢必在未來3年保持高速發展，并最終主導經濟。

　　人口素質紅利擴大

　　自2012年以來，我國人口數量紅利不斷下滑。2012年，我國15歲至59歲人群的人口數量越過頂峰開始下降，2014年我國15歲至64歲的人口數也開始回落。同時，人口撫養比也在這段時間達到底部并開啟上升趨勢。自此，我國過去30年所依賴的人口數量紅利對經濟的正面貢獻逐漸衰退。

　　但是，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國人口素質紅利逐漸擴大，支撐起我國高端制造業的崛起和經濟結構轉型。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在過去20年里明顯上升，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6年的8.5年上升到現在的10.3年。

　　而且，按照“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增至10.8年，年均增長率為1.1%左右。此外，我國當前工程師數量已經達到90萬人，而且每年仍有數百萬理工科畢業生加入就業大軍，這些在全球范圍內是絕無僅有的。我國人口素質紅利是高端制造業崛起和經濟結構轉型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口素質紅利，疊加研發大投入和知識產權保護，將會成就我國高端制造業高速增長。

　　城市群化進程加快

　　我國已經形成初具規模的國家級5大城市群——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城市群。這5大城市群以10%左右的土地面積、近40%人口創造了近60%的GDP，區域內重點高校占比近70%，成為新時期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抓手。

　　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形成，背后是產業和人口的集聚，結果是規模經濟效應產生和經濟效率提升。我國已經形成人口流向5大城市群的趨勢。例如，2015年5大城市群新增常住人口合計顯著提高，增加530萬人，遠超2014年的350萬人。

　　這一趨勢將會在產業集聚、政策推動的形勢下進一步得到加強。產業正在向這些城市群集中布局，尤其是一線城市的周邊中小城市，這對形成都市圈或者城市之間連接成群非常重要。同時，黨的十九大首提“以城市群為主”的新城鎮化戰略，在產業布局、社會資源分配方面將會有利于城市群的發展。

　　當前，我國5大城市群也只是初具規模，擁有巨大的開發空間，都市圈內交通連接、產業布局、社會資源分配等方面無疑是后續規劃的重點，也能帶動城市群內各城市的協同發展。

　　從城區開發面積占比來看，京津冀和長江中游城市群不到20%，成渝、珠三角、長三角城市群略高些，達到25%至28%，相對于“紐約—華盛頓”城市群和東京都都市圈，還顯得非常低。另外，從城市群內部的人口密度來看，我國5大城市群的人口集聚程度高于美國的“紐約—華盛頓”城市群（295人/平方公里），但相比“東京—橫濱”都市圈水平，仍相距甚遠。

　　城市群的協同發展，無疑為我國傳統經濟動能（房地產開發+基建投資）留下空間，不至于在未來幾年傳統動能突然失速大幅回落。更為重要的是，這也將會極大地帶動服務業發展，刺激消費率提升，消費升級，從而進一步改善經濟結構。

　　消費回升趨勢明顯

　　近年來，我國消費率明顯上升，是經濟穩定性的最重要來源。通常來說，居民部門消費行為的變化是漸進式的，短期內很難像投資行為那樣劇烈變化。因此，當消費對一國經濟貢獻達到較高程度時，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會比較好。

　　2010年以來，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從低谷逐漸回升至2017年的58.8%。這一方面固然有房地產投資等傳統動能調整的被動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有平均消費率提升的主動原因——受人均收入上升、社會保障體系增強、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等因素帶動，我國消費率已經形成回升趨勢。

　　同時，受財富效應、人口年齡結構、城市群加速發展等因素影響，我國消費升級趨勢明顯。隨著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家庭資產不斷積累，財富對消費升級的效應正在顯現。

　　另外，當下“80后”“90后”成為消費主力，“00后”步入成年，有望接棒，我國正處在向品質消費挺進的階段，人口因素決定消費率提升將是長期趨勢。同時，都市圈的形成、深化過程中，農民工在城市群內定居市民化將逐漸成為主流，無疑是消費升級又一推手。我國消費升級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恩格爾系數（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在2017年首次跌至30%以下，進入聯合國糧農組織標準最富裕的一組。

　　改革開放進入新周期

　　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新周期，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

　　黨的十九大之后，政府頒布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我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新一輪改革周期正在啟動，契合改革開放40周年。近期，出臺了一系列改革、發展相關的指導文件，內容涉及金融監管、自貿區、國有企業改革、農村土地流轉、區域合作、貿易協調、制造強國等領域。許多措施著眼于提高我國經濟長期效率，降低系統性風險。

　　我們看好這新一輪改革，在以下幾個方面后續或值得期待。

　　金融領域：對內統一監管框架、逐漸打破剛性兌付，對外資本賬戶開放、金融服務業開放和匯率、利率市場化協同發展；財政領域：增值稅稅制簡化、實行個人所得稅綜合稅制、企業稅費合理化、地方稅系建立（如房地產稅納入立法程序）；國企改革：開展國有企業綜合改革試點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利用市場化手段推進債轉股、降低杠桿率，推進重點國有企業脫困，推動若干重大企業聯合重組；兩項農村土地改革：第一，“穩定承包關系+三項改革”。2018年會加快完成確權頒證登記，增強農民土地流轉信心，土地“三權分置”是農村土地改革的重要舉措。第二，配合租售并舉、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政策，住房的土地供應制度改革，農村集體土地加快入市；對外開放：自由貿易區升級，制造業、服務業大幅向海外市場開放。

　　雖然短期內這些改革措施難以給經濟提供正向拉力，甚至有些措施在短期內會使經濟承壓，但這些措施的協同推進，將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提高經濟效率。（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國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花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