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誕生了我國第一枚導彈“1059”；在這里，完成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作為我國航天事業的發祥地，經過60余年的發展，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下稱火箭院）已經成為我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導彈武器和運載火箭研制、試驗和生產基地。

　　回望建國70年來我國火箭研究事業走過的發展歷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再到掌握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積累了獨具特色的航天工程管理經驗和方法。建國70年來，我國航天領域造就了一支技術精湛、作風優良的航天人才隊伍，孕育形成了航天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和載人航天精神，為維護國家安全、帶動科技進步、促進經濟發展和振奮民族精神作出了重要貢獻。

　　1 國之利器 嶄露頭角

　　1956年10月8日，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西郊成立，錢學森任院長，梁思禮負責導彈控制系統研究。根據發展需要，1957年3月，中央軍委導彈管理局（即國防部第五局）并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該院后來成立了兩個分院，一分院即是今天的火箭院。在成立之初，科技人員不僅要解決火箭能飛、能載問題，還要解決能達的問題。

　　“運載火箭的研制難點和特點主要體現在，首先，運載火箭的飛行質量是非常有限的；其次，它自身攜帶全部推進劑，不依賴外界工質產生推力，整個飛行過程中要穿過大氣層，甚至更遠的外太空；再次，它的飛行時間非常短，預判時間也非常短，不可能像汽車等工具一樣，一旦發生故障可以停下來處置和維修。”火箭院總體設計部總體室主任容易介紹，運載火箭對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稍有不慎就可能發射失敗。

　　在研發初期，面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冷戰格局和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中國科技人員在創新研制面前沒有低下頭，而是發揮了自力更生的精神。經過多年的研發努力，長征一號（CZ－1）運載火箭研制成功。這是由三級火箭組成的運載火箭，它的一、二級火箭采用當時的成熟技術，并為發射衛星做了適應性修改，第三級是新研制的以固體燃料為推進劑的上面級，火箭全長29．46米，最大直徑2．25米，起飛質量81．5噸，近地軌道運載能力為300千克。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首次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這標志著中國運載火箭不僅開始站立在世界運載火箭之林，還跨入了一個新“長征”時代。

　　2 注重創新 強化保護

　　為了盡快趕上美國、蘇聯等航天強國，中國航天人在創新方面持續發力。20世紀60年代初，領導火箭等技術研發的聶榮臻元帥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多年的實踐經驗，總結出了“科研三步棋”的思想：即在一定的計劃時期內，研制工作要同時安排三個層次的型號，一種是正在生產的型號，一種是研制的新型號，一種是需要預先研究的更新的型號。

　　“三步棋”的思想在我國運載火箭研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擁有退役、現役共計17型運載火箭的‘大家族’。”火箭院新聞中心主任方慧介紹，目前，12個型號仍然在役，長征五號乙、長征六號甲、長征七號甲、長征八號4個型號處在研發階段，長征九號在論證中。

　　“火箭院致力于建設國際一流宇航公司，因此在知識產權理念和工作內容上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積極推進知識產權與產品、技術和服務的全壽命周期融合，同時高度重視專利質量。”北京航天長征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長助理楊秋皓表示，近年來，知識產權對火箭院技術創新、管理決策和市場經營的支撐作用不斷增強。

　　數據顯示，火箭院從1985年提交第1件專利申請到2004年提交第100件專利申請，用了19年的時間；從2004年提交的第100件專利申請到2009年提交第1000件專利申請，用了5年時間。截至2018年12月31日，火箭院的專利數量達到5877件。

　　在楊秋皓看來，專利數量快速增長的背后，與火箭院采取的一系列激勵措施息息相關。“在過去幾年，火箭院不斷完善《一院專利管理辦法》《一院核心技術專利布局保護要求》《一院專利預警管理要求》等十多項相關專利制度，形成了較完備的知識產權制度體系。”楊秋皓介紹，比如，火箭院專門制定相關制度和辦法，對提交專利申請的發明人給予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獎勵；將專利申請納入員工職稱評定、晉級晉職的考核指標中。值得一提的是，火箭院近7年的知識產權轉化累計達7億元，已經連續多年排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第一位。

　　3 面對問題 敢于較真

　　前不久，長征三號乙火箭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將北斗三號IGSO衛星成功送入預定軌道。這意味著由長征三號甲、長征三號乙、長征三號丙組成的長征三號甲系列火箭共完成100次發射，成為我國第一個發射次數過百的單一系列火箭。“這一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靠的是研發人員數十年一點一滴的創新與認真負責的態度。”長征三號甲系列火箭總指揮金志強介紹，成功的背后靠的是制度設計、工作流程進行互相監督，每一個設計方案都要經過層層審核把關，容不得絲毫馬虎。

　　面對問題一絲不茍、敢于較真的工作風氣早在火箭院成立初期便已見端倪。

　　1964年夏天，中國在酒泉基地發射東風二號導彈。導彈加注推進劑后因氣溫過高出現了由“氣化”導致的部分推進劑外溢問題，若不及時補救，將影響導彈的射程。當時，還是中尉軍官的王永志參加了相關會議，在不少專家建議補充推進劑，增大火箭射程的情況下，王永志提出不同的思路：“不能增加燃料，應該泄出600公斤酒精，調整推進劑混合比，減少推進劑的‘死重’，才能達到原來設計的射程。”聽到此話，有人當即反駁說：“如果減少燃料，導彈的射程豈不更近了嗎？”散會后，王永志鼓足勇氣直接找到錢學森院長匯報。錢學森聽得很仔細，對他的計算方法不時提出問題，讓他詳細解釋。隨后，錢學森力排眾議，采納了他的建議，發射最終取得圓滿成功。

　　自1960年參加工作以來，余夢倫院士長期在航天第一線從事火箭彈道科研設計工作，被公認為中國彈道領域的開拓者，同時也被外方譽為中國彈道設計首席專家。有一次，一位剛進入火箭院工作不久的青年按照要求計算一條彈道的軌跡。幾天之后，余夢倫院士發現該青年上交的計算結果與自己所計算的數據有一些出入，雖然兩組數據相差不算太大，但基于研究的嚴謹態度，他還是打電話詢問這位青年是否計算出現錯誤。隨后，余夢倫院士經過認真比對兩組數據并經過再次核算后，認為這位青年的計算結果是正確的，他當即來到這位青年的面前，直接向這位青年鞠躬道歉，并表達了歉意。

　　“建國70年來，這樣的故事在火箭院還有很多。時至今日，航天人的這種求真務實、認真負責的態度將繼續傳承下去。”方慧表示。（陳景秋｜中國知識產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