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鼎鼎：不久前，《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有了落地細則：對在大灣區工作、符合一定條件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在珠三角九市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已繳稅額超過其按應納稅所得額的15%計算的稅額部分，由珠三角九市政府給予財政補貼，該補貼免征個人所得稅。這一實打實的政策紅包，也被認為將加速港澳人才向內地的流動。

　　丁建庭：人才是第一資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大灣區建設才有充沛后勁和無限可能。正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建設人才高地”列為重要任務。客觀地講，憑借經濟發展和就業機會優勢，珠三角長期維持著人口及人才的凈流入。比如2018年，廣東常住人口增加177萬，其中超過150萬人集中在珠三角，但同時，對境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離國際一流灣區還有一定差距。這其中，稅制沖突問題、子女教育問題、醫療等公共服務銜接問題，對相關人才流動的積極性產生了一定的抑制。這一次從個稅上破題，正是以制度創新推動引才的一次有益嘗試，必將帶動更多全球頂尖人才涌進大灣區。

　　何鼎鼎：應該說，廣東對人力資本的認識一向走在全國前列。當年蛇口工業區率先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推動“績效觀念”；后來又率先面向全國市場化招聘干部，開風氣之先，其中貫穿始終的精神就是最大限度發揮“人”的積極性。當然，新命題也在出現。有一份智庫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大灣區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較低。據統計，受高等教育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香港是26.18%，深圳是25.19%，東莞只有15.74%。“大灣區創新人才對產業發展貢獻支持相對不足”“人才流動性仍欠佳”，對此您如何看？

　　丁建庭：在大灣區，人才分布和流動確實不平衡。以珠江為界，大體呈現東強西弱狀態，高水平人才主要集中在深圳、香港、廣州，虹吸效應比較明顯。這樣的人才格局，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大灣區城市協同發展。因此，需要強化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聯動，統籌布局產業，讓部分人才合理分布在其他區域。同時也要看到，與國際一流灣區相比，無論是創新人才的數量還是對產業發展的貢獻，粵港澳大灣區都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

　　何鼎鼎：確實，改革開放很長一段時間內，珠三角以制造業為立身之本，工廠本身就成了人才搖籃；但從今天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目標來看，創新驅動發展已是底色，不僅呼喚更多“熟練工”“高技工”，還呼喚更多具備世界視野的創新人才。除了從全球引才，加緊本土培養也很重要。記得兩年前，我們聊過這個話題：誰將成為深圳的“斯坦福”？在您看來，兩年過去，珠三角的高等教育有哪些變化？

　　丁建庭：這兩年，有更多世界一流大學來深圳和其他珠三角城市辦分校、建特色學院。目前，正在積極推進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香港大學（醫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落戶廣東，同時爭取國家支持，高起點創建大灣區大學，這將極大增加灣區的高等教育資源，為大灣區創新發展提供人才支撐。我相信，深化教育合作，也是把制度差異轉化為制度優勢、發展動能的重要方式，將推動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在大灣區便捷高效流動。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重大國家戰略，培養創新人才要堅持“在遵循中央頂層設計前提下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對標國際國內最高最好最優”這一綱要實施原則。相信，通過著力破除制約大灣區建設的體制機制障礙，大灣區的“海”“天”將越來越寬闊，容得下世界各地的“魚”“鳥”游弋翱翔。

　　《 人民日報 》（ 2019年08月14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