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憂心忡忡，香港經濟增速如果繼續下滑，將極有可能陷入技術性衰退。

　　陳茂波的擔心是有根據的，正在持續中的香港亂局讓香港經濟深層次矛盾集中爆發：出口貿易、零售、物流和旅游出現不同程度下滑；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速創下十年新低，連續兩個季度只增長0.6％；多家機構將今年香港GDP增長預測下調至1.5％，最為悲觀的預測則是全年零增長……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經濟這些年，到底哪里出了問題呢？又是什么問題，讓香港經濟站在了必須做出選擇和改變的“十字路口”？

　　（一）

　　從外部因素看，香港高度開放的外向型經濟，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影響，這是香港經濟問題的主因。

　　“香港總體來講是一個城市經濟體，來自外部的沖擊往往大于來自內部的挑戰，香港經濟發展具有非常明顯的‘蝴蝶效應’。任何外界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在香港釀成大的波瀾。”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亞洲金融風暴、美國次貸危機、非典疫情和中美經貿摩擦，無一例外都對香港經濟造成巨大傷害。

　　同時，高度外向型城市經濟體由于缺乏回旋余地，波動程度也極易被放大。

　　去年以來，由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使香港內外部投資意愿有所降低。今年一季度，香港固定資產投資同比降低7％，貨物出口總額同比下降4.2％，進口總額同比下降4.6％。截至今年7月，香港出口連續9個月下降。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出口的下降將對香港GDP帶來的影響，可能比預期的0.1％至0.2％要高。”

　　近年來，外需對香港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部分時間為負值。一方面反映出國際上正在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香港貿易出口產生的嚴峻壓力，另一方面也顯示香港部分服務業的競爭力與相對優勢在波動中出現弱化的態勢。

　　此外，發達國家相繼調整經濟增長模式，試圖通過結構性改革和再工業化來達到全球經濟和本國經濟的再平衡。再工業化引發的全球新分工，不僅給原有以內地作為全球制造業基地的價值鏈體系和分工模式帶來沖擊，也影響到香港原有的角色與功能。

　　（二）

　　從內部因素看，香港多年來形成服務業、房地產為主的經濟結構，這對經濟發展的活力也有一定的制約。

　　目前，支撐香港經濟的是四大產業，分別為金融服務、貿易及物流、旅游、專業服務及工商業支援服務，這四大產業創造了香港約178萬個就業崗位，是香港經濟動力核心所在。

　　從產業分類不難看出，香港經濟優勢集中體現在服務產業，占GDP比重超過90％。這種超高的服務業比例，從一方面看，體現了服務業的成熟，從另一方面看，也反映出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矛盾。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表示，香港真正意義上的制造業只占GDP的1％左右，產業大部分集中在金融、地產。香港過早脫離了實體經濟，使自身結構性問題的后遺癥凸顯，深層次矛盾難以突破，經濟轉型和優勢重塑的難度加大。

　　近5年來，伴隨著外部需求趨弱，香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部需求，延續了過度金融化、地產依賴的增長路徑。有研究數據顯示，香港房地產業的GDP占比高達10％。如再加上為房地產業服務的建筑業、物業維護等服務業，則廣義上的房地產業GDP占比高達20％。這一點，是很要命的。

　　同時，經濟發展缺乏新的引擎。被寄予厚望的創新科技產業錯失了黃金發展期，未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且創新科技產業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上游，缺少將科研成果進行商品化和產業化的能力和創新生態環境。創新科技產業要想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任重道遠。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鐘韻表示，香港服務業內部結構已日趨穩定，并具有較高的協調性，但這一穩定均衡狀態對于地區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有限，這也從產業結構升級的角度解釋了香港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的原因；若要促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亟待推進產業結構向高增值化方向發展。

　　“若要在高度發達的全球商業網絡中發揮重要節點功能，香港需要扮演的功能不是簡單地充當中間人，而是要作為經濟活動的統籌者、協調者、引發者和策劃者，需要進一步向產業鏈的高端延伸。”原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研究員蔡赤萌認為，香港經濟功能急需調整與升級，涉及極其復雜的系統，不僅需要政府的戰略引導，還需要建立配套的制度和政策。這需要改變特區政府“積極不干預”思維，花大力氣協調社會利益、凝聚社會共識。

　　（三）

　　從基層民眾角度看，香港民生改善未能與經濟增長相協調、社會民眾獲得感與經濟發展脫節，造成了香港社會不安定、打擊了經濟發展的積極性。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2018年底發布的數據，香港720萬人口中，大約有101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香港最富有的10個人的資產竟占到GDP總額的35％！

　　香港社會貧富階層分化趨勢加劇，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突出表現為基尼系數一直處于高位；中低階層相對固化，青年人就業出路與職業發展空間日益狹窄。經濟高增長情況下掩蓋的社會矛盾，在經濟增速趨緩時進一步顯現。

　　“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但產業用地、生活居住用地嚴重不足，導致香港房價非常高，香港平均房價是居民年收入的21倍，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城市。房價的可負擔程度也是全球最嚴重的，年輕一代、普通收入者根本買不起房子。這是當下表現出來的最為突出的矛盾。”方舟表示。

　　此外，在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香港實施的是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為主體的社會福利體系，迄今沒有建立起普惠的退休金制度。

　　產業結構上的不合理和社會治理中的制度缺失，使香港民眾未能公平地享有經濟發展的成果，一些資本集團的壟斷行為未能得到有效干預，誘使亂港分子與反對派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煽動社會對立，增加群體性事件等一系列社會風險。

　　（四）

　　無論是從當下還是長遠，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應在內地。但在與內地經濟的融合和協調方面，目前，香港顯得有些被動或者是準備不足。

　　內地所進行的一系列政策調整，需要同一“跑道”上的伙伴做出相應的改變。具體到香港，就是要以生產者、建設者的角色，將自己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深入參與到其中，全方位汲取營養，分享內地發展的紅利。

　　遺憾的是，回歸以來，手握巨大的先發優勢，香港始終沒有完成發展跑道上的并肩而行。在過去幾十年里，香港多以協作者的姿態，參與內地的發展和騰飛，而非中國經濟發展的高地和引領。

　　這種協作者而非參與者、并跑者乃至引領者的自我定位，限制了香港經濟的格局。雖然香港依然可以從內地經濟發展中分一杯羹，但這種共享空間，明顯不如直接參與其中顯得更為廣闊。

　　“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地仍將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系，而香港早已是一個先進、發達的經濟體系，一國之內兩種經濟體系落差的存在，決定了香港的功能和價值。”郭萬達表示，香港需要校準方向，全方位對標國家不斷變化的深層次需求，既幫內地、也幫自己，這是香港的經濟功能所在。

　　內地經濟政策的推進調整，迫切需要香港能提供相關配套服務與支持功能。一方面，香港需要真正提升作為國家核心城市的主動性，將內地經濟快速發展產生的強大資金需求與海外尋求高投資回報的資金高效對接；將赴海外進行并購投資的內地資金與海外投資項目進行高效鏈接；將國際貿易人民幣自主結算后形成的海外人民幣高效集中，形成龐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并進一步將龐大的離岸人民幣有序倒流入內地。另一方面，配合國家改革開放戰略的調整，香港與內地的貿易投資關系應該進行進一步轉型升級。

　　“香港可以協助國家建設國際經濟合作新模式、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更具前瞻性國際標準和規則體系，依托香港特有的軟實力與影響力擔當新功能，提升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方舟表示，香港具備成熟的國際化金融市場和專業的配套服務，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此外，香港較強的城市公共服務和管理能力，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基建項目、公共服務培訓等方面發揮優勢。

　　陽光總在彩虹后。香港應珍惜來之不易的優勢，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破解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鍛造新的輝煌，同時，也讓更多的香港民眾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