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美國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示威活動正在全美蔓延。就在國際社會齊聲譴責美國種族歧視痼疾之時，一些向來喜歡談“民主”“人權”的某些西方國家領導人卻對此支吾其詞，成了半個啞巴。他們這副“欲言又止”的窘迫狀，到底有多少難言之隱？

　　近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被問及怎么看待“美國領導人威脅對本國抗議者使用軍事力量”時面露尷尬，足足沉默了22秒才開口，且對提問幾乎避而不談，只是稱要“將工作重心放在加拿大人身上”，其尷尬之狀令人可憐。英國首相約翰遜直到弗洛伊德事件發生一周后才繞來繞去地發表評論，稱“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暴力在英國沒有立足之地”，這被媒體批評是避重就輕地回應關于美國當局暴力鎮壓示威活動的質疑。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也在美國種族歧視問題上打起太極，以至于該國綠黨領導人亞當·班德敦促莫里森，應對美國政府的“糟糕表現”作出回應。

　　正如澳大利亞“天空新聞”4日所評價的，“如果另外一個國家領導人為拍照用催淚彈驅散和平示威者，或者威脅動用軍隊，世界各國領導人都會發表評論。”然而，面對美國領導人令人震驚的那些做法，一些西方領導人居然裝聾作啞、語塞連連，與他們平日里對其他國家口若懸河地說三道四，形成了鮮明反差。看來，這些平日里在舞臺上煞有介事的政客，到頭來也不過是美國政客的小跟班而已。

　　其實，一些西方國家早已對美國亦步亦趨慣了。要想挺直腰桿說幾句硬話，已不那么習慣，也沒有這個膽量了。特別是近幾年在經貿、安保等問題上領教了美國動輒翻臉不認人后，他們對“帶頭大哥”更是有所忌憚。即使明知類似霸凌少數族裔之類的倒行逆施違反公理，也故作旁觀狀，三緘其口，不敢隨意置評。

　　久而久之，沉默就成了一些西方政客的無奈之選擇。更難以言說的是，一些西方國家本身也存在比較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有的政客甚至就是白人至上主義的擁護者。“弗洛伊德之死”除引發全美抗議浪潮外，還在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全球十幾個國家引發抗議。一些西方政客擔心如果說得過多恐將自揭傷疤、自曝家丑、引火燒身。這種對種族主義痼疾表態的含糊，恰恰折射出他們的心虛和不安。

　　從歷史上看，主要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都有推行殖民主義的黑歷史，這成為全球種族歧視問題的主要根源。現如今，在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因為社會制度和貧富分化等復雜原因，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頻頻見諸媒體，并不比美國“遜色”多少。2011年發生的倫敦騷亂、2013年發生的斯德哥爾摩騷亂等，都主要因種族歧視誘發。從這個角度看，不少西方國家的民眾針對“弗洛伊德之死”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活動，既是出于道義良知，也是借機表達對所在國種族歧視問題日益嚴重的不滿。

　　諷刺的是，一些西方政客盡管對本國種族歧視問題束手無策，但卻熱衷于對外煽動種族主義情緒，對發展中國家頻頻發起污名化攻擊。像英國、澳大利亞之類的跟屁蟲，便是如此。真所謂自己一屁股屎，還對人嘴硬。

　　說白了，種族歧視是美國社會的瘡疤，也是西方國家的共同恥辱。面對它，企圖搞“雙標”無法明哲保身，回避搪塞也解決不了問題。近日，美國四任前總統奧巴馬、小布什、克林頓、卡特均為“弗洛伊德之死”事件發聲，表達對種族歧視的譴責，并呼吁反思國家的“悲劇性失敗”。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發表聲明指出，美國的“結構性種族主義”和“刺眼的不平等”是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核心，現在是進行“深遠改革”的時候了。一些鸚鵡學舌模仿美國“防疫”的西方國家，已經在抗擊疫情上跌了大跟斗，如今在反對種族歧視問題上，難道也還要像美國那樣繼續跌跟斗嗎？（國際銳評評論員）